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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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2月19日经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规范经营行为，保障道路运输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以及相关的车辆维修、搬运装卸、驾驶员培训和其他运输服务活动。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管理、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及经营服务对象，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区、县（自治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具体管理工作。
公安、市政、农机、工商、税务、物价、环保、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道路运输发展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并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道路运输发展规划相协调。
第五条 道路运输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和统一管理、协调发展、各种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原则，禁止不正当竞争。
第六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及时、优质的服务。

第二章 基本管理
第七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与其经营种类、项目和范围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场所、技术、资金和专业人员等资质条件。具体标准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依照规定的权限作出决定。
筹备组建外商投资的道路运输企业、一级客（货）运站经营企业、公共汽（电）车客运和联运企业，应当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按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和审批程序审批或报请批准。
第九条 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经批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批准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税务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后，方可经营。
第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道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或合并、分立、变更经营范围、转让营运车辆的，应当到原批准和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实行年度审验，未经年度审验或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第十二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新增、更新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应当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
道路运输证应随车携带。
第十四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工作实施行业管理。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有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应取得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准驾证，并随车携带。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应加强安全技术管理的监督检查，对达不到安全技术等级要求的，应当禁止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
第十七条 营业性道路运输车辆应按照有关规定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签车辆二级维护记录、审签车辆技术等级、划分车辆技术类型。
从事超长线路、高速公路、夜行班车运输的客运车辆，必须达到一级车车辆技术状况。其它车辆必须达到二级车车辆技术状况。
第十八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车辆应用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并逐车建立车辆技术档案，保持运输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制定安全考核指标，对生产各环节、工种、岗位的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九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车辆必须定期接受检测。
经检测不合格或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规定应报废的车辆，不得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
第二十条 因抢险救灾、战备、重大突发事件的需要，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有权调用客（货）车辆执行运输任务，经营者应当无条件服从。遇重特大交通事故和灾情，应当主动参与抢险、救灾。

第三章 旅客运输
第二十一条 道路旅客运输是指运用汽（电）车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载乘客的活动，包括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及人力三轮车客运等。
货运车辆、拖拉机、两轮摩托车、载货三轮车以及市和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禁止载客的车辆不得从事旅客运输。
第二十二条 旅客运输经营的线路、站点及区域，由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道路运输发展规划，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进行审批。
（一）经营者从事区、县（自治县、市）境内旅客运输的，由所在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
（二）从事跨市和跨区、县（自治县、市）旅客运输、高速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和城区客运的，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
第二十三条 营业性旅客运输车辆凭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在规定的线路或区域运行。
第二十四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班车必须进入核定的客运站点载客，按批准的运力、线路、班次、时间、站点停靠和运行；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应在核定的线路直达运行；非机动车客运应在核定的区域运行。
第二十五条 城区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停靠站点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机构确定。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公共汽（电）车和出租汽车停靠站点设置标志明显的站牌。
第二十六条 客运车辆的安全及服务设施应齐备完整，符合安全营运技术要求，车容整洁、设置车身广告应符合规定。
客运车辆经营者应建立健全安全营运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客运车辆驾驶和乘务人员应当佩带服务证件，不得随意绕道行驶、滞站、站外揽客或雇人揽客、无故拒载乘客。
不得坑骗乘客、无故在途中变更车辆、停止运行、途中甩客或者将乘客交他人运送；由于车辆故障等特殊原因确需变更车辆，应当及时安排乘客转乘同线路车辆，不得重复收费。
第二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驾驶和乘务人员应当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查处在客运车辆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十九条 客运经营者应当执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批准的运价标准，使用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规定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三十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对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和有期限出让。有偿出让所得纳入当地财政专户储存，专款用于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十一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是公益性的运输行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对大型公共汽（电）车和环保型公共汽车客运的发展应给予扶持。公共汽（电）车客运实行多种经营形式、竞争发展。
第三十二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实行专营权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发展规划应与道路运输等发展规划相协调。公共汽（电）车停靠站场、站点等客运服务设施建设计划，应当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道路条件许可的，应设置公共汽（电）车客运专用通道和港湾式停靠站点等客运服务设施。
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和建设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大型商业网点、文化体育场馆等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同时规划、设计与其配套的公共汽（电）车客运专用场站。
第三十四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站点的设置和调整，应当方便乘客乘车和转乘。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站点、迁移站牌。因城市建设、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需变更站点、迁移站牌的，应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会同公安交通管理机构批准，并提前公告。
第三十五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线路、班次、站点、车型组织营运；
（二）执行国家和本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和标准；
（三）按规定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填报营运统计报表；
（四）执行国家和本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的其他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公共汽（电）车客运从业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安全文明行车；
（二）执行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和标准；
（三）按照批准的线路营运，在规定的车站上下客，不得越站或者在车站滞留待客；
（四）按照核定的运价收费，向乘客出具乘车票据。
第三十七条 乘客乘坐公共汽（电）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主动按运价标准购票或出示乘车票证；
（二）不得使用伪造、涂改、过期等无效票证或者转借票证；
（三）禁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品以及犬类动物和其它污损车内环境的动物、物品乘车；
（四）不得在车内吸烟；
（五）不得损害公共汽（电）车客运车辆设施；
（六）遵守本市乘坐公共汽（电）车的其他管理规定。
第三十八条 其它车辆不得在公共汽（电）车客运站点前后三十米内停靠，妨碍公共汽（电）车正常运行。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侵占、毁损、危害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的行为。
第四十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根据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提出客运出租汽车发展计划，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下达投放客运出租汽车的数量。
第四十一条 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单位和个人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到原出让经营权的市或者区、县（自治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十二条 经核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营运：
（一）具有出租汽车专用营运证；
（二）车顶安装有符合规定的出租汽车标志顶灯；
（三）车内安装有合格的里程计价器；
（四）车身喷印规定的颜色和标记，明示租价标签和计费办法。
第四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事客运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语言文明、礼貌待客，明示服务监督卡；
（二）使用符合规定的计价器，按规定的计费标准收费并出具票据；
（三）按照乘客要求选择合理的路线行驶，按照出租汽车站点管理规定上下乘客；
（四）未经乘客同意，不得另载他人；
（五）出租汽车开启空车标志灯，在允许停车路段不得拒载。
第四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拒绝下列乘坐要求：
（一）乘客携带违禁品和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以及污损车辆的物品；
（二）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无人监护的；
（三）乘客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
（四）乘客要求在禁止停车的地点上下车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付车费：
（一）乘坐的出租汽车无计价器或者不使用计价器的；
（二）驾驶员不出具客运票据的；
（三）乘坐的出租汽车在起租费里程内发生故障，不能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
第四十六条 出租汽车不得在核定的营运区域外驻地经营。

第四章 货物运输
第四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是指运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运送货物的活动，包括整批货运、零担货运、特种货运、集装箱货运、出租汽车货运、快件货运、包车货运和人、畜力车货运等。
第四十八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根据承运货物的种类，提供经济、适用的车辆，不得超载。
运输特种货物、零担货物、集装箱的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货物运输经营者承运货物，应当按照托运单约定的要求承运。不得在普通货物中夹带易燃、易爆等危险、易腐、易溢漏的货物。承运国家规定禁运、限运以及凭证运输货物，应当按照规定检查核对托运人的准运手续。
由于承运人或者托运人的责任，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给第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承运人应当先行赔偿，然后向责任方追偿。
第五十条 零担、快件、出租和特种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悬挂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制发的线路标志牌或营运标志，在规定的线路或区域运行。

第五章 车辆维修
第五十一条 车辆维修指汽（电）车、汽车挂车、摩托车等机动车的车辆大修、总成大修、车辆小修、车辆维护和专项修理。
车辆维修经营者维修作业的类别，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分级管理的原则核定。从事维修的单位或个人不得越类承修。
车辆维修应当明码实价，承修方应当按规定与托修方签订车辆维修合同。
第五十二条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维修车辆，必须保证维修质量，做好维修记录，建立维修档案。大修和二级维护竣工的车辆出厂，维修方必须填发车辆维修出厂合格证。
在维修质量保证期内，由于维修质量原因发生的故障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承担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车辆维修实行公平竞争。车主可自行选择相应类别维修厂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车主到指定的维修厂点维修车辆或装配车辆附加设备。
第五十四条 车辆维修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占用公共道路和绿地维修作业；
（二）不得违反规定漏项、减项作业；
（三）不得使用假冒伪劣车辆配件；
（四）禁止承修报废车辆和拼装车辆。

第六章 搬运装卸
第五十五条 在车站、厂矿、港口、仓库、商品交易市场等货物集散地点及其他装卸作业现场进行货物搬运装卸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核准的范围内作业。大宗、贵重、危险货物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与托运人签订搬运装卸合同。
第五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自有的搬运装卸组织，需要对外开展经营性服务的，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领取经营许可证，并到工商和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进行税务登记。
第五十七条 搬运装卸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安全操作规程组织作业。从事危险货物和大型、特种物件搬运装卸的，应具备相应的专用工具和防护设备，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因搬运装卸作业不当造成的货损、货差或损坏交通和市政绿化设施的，搬运装卸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运输服务
第五十八条 运输服务是指为道路运输提供服务的各项业务，包括客（货）运站、物流服务、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运输中介信息服务、仓储理货，客（货）运停车楼场和洗车场，车辆租赁、车辆接送等。
第五十九条 客（货）运站经营者应在购票、候车、托运行李货物等方面为旅客或托运人提供必要的设施和优质、安全的服务；为客货运输经营者提供必要的经营条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
客运站应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定的发班总量范围内，接纳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的客运车辆进站经营。
未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客货运站点。
第六十条 物流服务、客货运代理、联运服务经营者对服务对象承担民事责任。在发生运输事故赔偿时，应先行赔偿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第六十一条 运输中介信息服务经营者应当向服务对象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对因信息误差造成的车辆空驶、货物延滞运输等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二条 仓储理货经营者应按货物的性质对货物分类存放，保证货物完好无损。因保管不当而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三条 客（货）运停车楼场应有完善的消防设施，健全安全守护制度，停放车辆的数量应与停车场的面积相适应。因停车场的责任造成的车辆灭失、损坏或随车物品被盗，应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营业性洗车场应按批准的地点和标准修建，具备相应的设备和设施，符合环保和环境卫生的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洗车和占用公共道路经营洗车业务。
第六十五条 汽车租赁经营者应与承租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并提供技术状况完好、装备齐全的车辆。在租赁期间，因车辆技术、装备问题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从事车辆接送业务的经营者应与用户签订车辆接送服务合同，将车辆按时、完好送达。

第八章 价格 规费 票证
第六十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运价政策、运价规则、价格规定和工时定额。
第六十八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按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交通规费。不按规定缴纳交通规费的，应当补交，并按规定缴纳滞纳金。
滞纳金列入交通规费收入。
除国家和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征收的规费外，道路运输经营者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擅自收取费用。
第六十九条 客票、货票等道路运输票据，按国家有关规定统一印制、核发。
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使用前款规定的统一票据。不出具票据的，旅客、货主和其他服务对象有权拒付费用。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印制、核发和管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维修出厂合格证和客票、货票等牌证、票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涂改、倒卖、转让。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七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从事道路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交通规费缴纳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在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交通检查站检查车辆，可以到客（货）运站、相关经营单位、道路运输作业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阻挠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七十一条 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统一着装，持有市人民政府或交通部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交通执法专用车应配备专用的标志灯饰和喷印统一的标识。
第七十二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举报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或公众的投诉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对道路运输经营者之间、道路运输经营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对其作出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应予以纠正。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已取得经营许可证的，视情节轻重，可并处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道路运输证、经营许
可证；可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
告，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可单处或者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营运，暂扣或者吊销准驾证、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
、道路运输证；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由于客运经营者责任造成重、特大客运安全事故的，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处理，并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其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经营许可证，由有关机关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妨碍或阻挠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扰乱运输管理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不能现场处理的，可暂扣线路标志牌、营运标志或准驾证、道路运输证，发给代理证，并责令其限期接受处理。对拒不接受现场检查、无证经营、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接受处理的，可暂扣运输车辆或设备，出具暂扣凭证，并责令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部门
接受处理。
逾期不接受处理的，可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不履行处罚决定、又无正当理由的，可将暂扣车辆或设备依法拍卖。所得价款扣除拍卖费用、车辆保管费、抵扣应缴规费、滞纳金、罚款后，余款退还当事人，不足部分予以追缴。
违反本条例对禁运、限运、超限、危险物资管理规定的，可暂扣车辆或物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暂扣运输车辆或设备的审批条件、暂扣期限以及被暂扣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费用，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七十七条 违反道路运输管理规定，本条例未规定处罚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十八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七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管理相对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侵犯道路运输经营者及从业人员人身、财产权利的；
（二）滥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擅自许可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从事道路运输，或者违反法定办事程序不作为的；
（三）无法定依据，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处罚程序和处罚明显不当、滥施处罚的；
（四）无法定依据收费、罚款或者罚款不按规定使用罚没收据、罚款不上缴，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没收入的；
（五）擅自使用或者损毁扣押财物的；
（六）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城区，是指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等九区的行政区域。
第八十二条 汽车驾驶学校和驾驶人员培训以及车辆技术检测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八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9日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民间非讼机制研究

李长健 曹 俊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文章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并从立法保障、主体制度、权利配置、人格培养等多维角度进行完善，力求为农民权益保护提供思路。
关键词：民间非讼机制；农民权益；弱势群体存在理论；权利保障；诉讼文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前对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农村，国家法与民间行为规范之间的共存、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法规范的定义出发，可以否认民间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化规范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由于传统上国家法的调整范围有限，加之传统民间诉讼文化对民众直接兴讼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元化诉讼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此时研究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重视民间非讼机制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具体运用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围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应答的思路。
一、现状解读：民间非讼机制存在的实然性分析
（一）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民间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概念源于美国，它是指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或制度的总称。简而言之，即审判外（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利益冲突与纠纷，于是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就出现了。由于影响农村法治的因素也很多，而且地域不同法治水平也相距颇大。就我国目前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来看，依然是传统的以“习俗为法”、“以礼为法”，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最终判明是非的渴望并不强烈，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求助于非诉讼解决的私力救济。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一起构成了农村社会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在现阶段，非诉讼的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我国农村民事纠纷。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实体上，不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在执行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合意一旦达成，当事人也愿意执行。这就使得非讼程序具有了简易性、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灵活性和低成本性、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和自觉履行性等特点。当然其也存在诸如缺乏规范性、可能失于公正、且不具有终局性等缺点。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上为集中性、纠纷标的的小额性、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纠纷发生的空间范围的有限性等特点。通过以往的经验总结，可以看出非讼解决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它更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权利义务的行使和承担，并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形式灵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纠纷，预防新矛盾的产生。从而使农村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最快速度被解决。与诉讼相比较，其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加方便群众。在农村推行诉讼外解决，也极大的减轻法官的负担，减少累讼。
（二）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民间纠纷的现实依据
可是说，民间非讼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第一，农村利益冲突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寻求包括诉讼在内的民间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村而言，由于经济活动增多，利益分配不公及现代思潮的影响，导致农村社会的民事纠纷比以前明显增多。由于农村地区总是充满了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在性质、形式和激烈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这必然要求解决这些民间纠纷和争议的方式、途径、手段的多样化。第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比较近，而且大部分农民都很纯朴宽厚，在他们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多数时候，他们更重视的是纠纷能得到永久性的解决而又能维持原有的邻里、亲情等社会关系。第三，在解决民间纠纷的问题上，法律与诉讼具有不少的缺点，这需要采取法律或诉讼外的方式及时补救。由于农村社会的转型，加上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滞后性，这必然导致规范失控区间的大量存在。对于在此失控区间里所发生的民间纠纷，法律与诉讼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考察，由于长期受“惧诉讼”，“怕见官”，“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等思想的影响，多数农民在发生纠纷时是不愿去“吃官司”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内生与民间的非讼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第五，从法理上看，法律救济使权利取得法律上的力，产生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性，司法保护能真正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维护社会正义。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保护更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1]然而，由于现阶段司法保护的制度化、成本、主体自身因素等诸多弊端原因，我国农民权益的司法保护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总之，非讼机制在农村社区的存在，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的，同时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
（三）基于弱视群体存在的理论
要使每一个人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权追求的最高境界。显然，在一个层级立体化而非单层平面化的社会中，人权首先指涉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2]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3]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中，需要寻求对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与城市市民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农村当事人弱势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弱势，还有在纠纷中的弱势以及由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些特殊性而形成的弱势。目前，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着利益表达失真、无法表达、不愿表达等多种情况，[4]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合法有序的制度化农民诉权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具体权益，切实保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证。诚然，现代的、作为制度化的法律或法治只是也只能对社会的权利作一种大致的公正的配置，它不可能保证一切损害都得到绝对公正的赔偿，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制度的公正，而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无讼”或绝对地在每个案件中令各方面都满意的那种公正。现代法治的实施更多的是需要一片适宜法律生存的土壤，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5]目前，我国法治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广大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公正，对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给农民以公正的制度待遇。同时，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根本，也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人天生都是经济人，人们在选择和取舍的时候总会本能的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而在诉讼成本的考量上，农民进行诉讼的成本显然比较高，其中包括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成本、参与诉讼的经济成本、司法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带来的成本等。而目前的法治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独立得不到有效保障、司法腐败问题严重、法官的素质低下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诉讼成本以及当前法治环境的阻碍，致使农民选择了“息诉”。农民的利益代表与诉权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非讼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理性分析：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纠纷重要方式的多维考量
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而未来现代社会尚处在形成之中。在农村社会，不仅由于生产生活的相互依赖抑制着农民的诉讼动因，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诉讼心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大多求诉于私了。在此，本文将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
“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而言，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是无争、无讼。中国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理想在诉讼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当代学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因为圆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体系，法律也好，宗教也好，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将他们一一剥离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体系去考察，他们都带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整体和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礼正是这种和谐文化的核心。”[7]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他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仅被视为一种抑制私欲、消灭争诉的工具，而从不被认为是维护个人权利、解决纠纷的手段”。[8] 而中国农村非讼解决的广泛适用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民间非讼机制的存在也是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的。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纠纷符合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西方法治的多元化价值观认为，多元化的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应为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自律和传统保留更多的空间，避免以统一的国家权力过多地限制和削弱其他社会规范和自治的使用。这一理念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深刻的价值观，它不仅正面支持非正式的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而且主张在现代社会扩大自治和自律的空间，以克服法治的局限性，同时，肯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应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这种理论不限于承认非正式、非诉讼方式的正当性及其对法治的辅助、补充作用，而且将它们的作用提高到与法治并行不悖，甚至高于法治本身的地位。[9]现代法治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法治现代化的成熟标志之一。从法治理想出发，求证出“多元化模式”的结论，是中国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实际反映。由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单一的司法救济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重担，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要求非讼机制的广泛参与，当然我国广大农村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模式，必须在倡导法治主义同时，积极倡导以合意为基础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从乡民的权利出发，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极力建构和运用以当事人合意为条件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也即弘扬非讼机制，是乡民权利自治理念支配下的结果。
（三）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农村纠纷特点具有契合性
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一般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解决纠纷，而且一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功能。由于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诉讼时间长、成本高、对抗性强，而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讼机制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方面的优越性：第一，启动阶段便易，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第二，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恰如罗伯特•F•尤特所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10]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农村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讼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当然，非讼方式的采用也是与农村纠纷小、需要和谐解决等现实特点相契合的。不难看出，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尤其对于转型中的我国农村而言，和谐的农村需要更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间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四）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按照现在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定义，其内涵包括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包括了农村问题。而建立和谐农村是整个和谐社会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被政治家所认同，而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国家法所确立的以公力救济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个别纠纷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为后续长期的对抗，在周围社会中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非讼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契合了和谐理念。此外，从诉讼能力上讲，由于农民的天然弱质性，使其权益很难诉诸于司法，因此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是从和谐观念和农民的具体诉讼能力考量的，具有必然性。
三、发展创新：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具体回应
（一）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总体发展思路
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份正义也针对农村弱势当事人，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弱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司法权能更好地保护农村弱势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创造条件。当事人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诉讼权利保障也是社会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或者人权保障的社会需要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具体体现。[11]同时，人权作为人生而有之以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对利益、主张和主体地位的渴望，而是对于权利和资格的正当要求。当然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完美，非讼方式也不例外，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等。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非讼方式的合理发展就可能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相应地，也就很难与司法制度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和秩序。这样，非讼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峙的权力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民间非讼机制，既需要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使纠纷主体积极认同和配合，也需要培养农民维权意识和法治人格，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的保障。
（二）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合理构建的路径选择
合理的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应该从多维角度进行构建，首先，加强立法方面的完善，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农民权益由法律化走向现实化的保障除了国家制定良善的法律法规、提供农民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民对人权的认识、享有和行使外，更重要的保障是对农民受侵害后的救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而简洁、方便、高效的非讼机制是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突破与发展。由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利用和发展非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此时，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也最大，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辅助。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出相应的非讼方式发展战略，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非讼方式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并注重主体因素的影响。非讼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决定其成效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中立者的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而往往更重视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特定纠纷方面的专业水平、经验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此外，代表性也是必须的，中立者必须能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因此，村庄里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善于解决邻里纠纷。同时，由于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归根结底建立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上，纠纷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理性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理选择能力和诚信水准，与合议的达成直接相关。非讼性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度，以及建立必须的制约机制和提供达成和解的条件。当然，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也可以从法律援助角度进行补充构建。再次，权利划分机制的完善，并要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关系。非讼方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介入的较少。一方面，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与国家司法权的对峙。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诉讼文化传统使然，私权自治的范围是较广的。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公权与当事人自治的关系。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必须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和主导地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应以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私法自治”应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理由；在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对传统的诉讼文化进行更新。最后，注重权利意识的培养，并培养法治人格。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因为以“契约关系”或非血亲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连带组织，代表了一种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高信任的文化。而高信任的文化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并建立在分化了的个体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它不但不会对“个人主义”和“社会精神”造成压制，而且还会大大激发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社会精神和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以及参政能力和民主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农民独立法治人格的表现，只有这种现代化的个体人格才是真正的法治主体。此外还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并投入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
结语：无论是诉讼方式或非诉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这些方式都不是简单的并列的选择，而是有机的结合，是一种互补与互动的关系。非讼机制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我们需要的不是摒弃，而是更好地规范。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纠纷解决的非讼方式的建立与法治理念下的纠纷解决的诉讼方式应该并行不悖。而对于法治进程中的当下中国农村而言，国家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送法下乡，更重要的是对以非讼方式为代表的民间行为规范的尊重与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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