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政府公物仓储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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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应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地位

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各专门法需要修改和完善，而且宪法也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这里我仅就一个问题加以说明，即宪法应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其理由如下：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维护国际秩序，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关乎全人类的利益。美国蔑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推行单边主义的霸权主义行径需要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采取更明确更坚决的态度加以反对和制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宪法中明确我们的立场。
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发展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维护国际法尊严，维护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尊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国一贯奉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形式不同的国际合作，善意履行我国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那么，在宪法中明确表示我们的这种立场，既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又有利于我们在共同维护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尊严方面与其他国家合作。
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类似的规定，比如日本国宪法第98条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实际上日本国内奉行的是“宪法至上”原则，而我们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奉行的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在宪法中亮明我们的观点，实在有损我们的立场。
四、我国已经在实践中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又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了管辖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其中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颁布了《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当时中国的《刑法》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7年的新《刑法》更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另外，为了实施国际条约，我们还制定了大量相应的国内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五、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也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
既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在宪法表明立场，从实践上说，我们已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地位和作用，尽了我们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的义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在宪法中肯定我们的这种立场呢？
具体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九九九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基础上，即在宪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善意履行已承诺的国际义务”。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