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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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合肥市第56号政府令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本市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人事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是指采取进修、研修、自修、培训、讲座等多种形式对专业技术人员有计划、有组织、按周期地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补充和拓宽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完善其知识结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事业单位
（不含省、部属单位）各级各类在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市、县（区）人民政府人事行政主这管部门分别负责市、县（区）所属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制定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组织继续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与表彰。全市高级研修班的组织和管理由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企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人事（教育）部门负责本系统、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制定本系统、本单位继续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继续教育证书的登记与管理工作。
第五条 参加各接受继续教育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各部门和各单位应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和多种形式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并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章 内容与开形式
第六条 继续教育的内容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需要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结构、业务水平，结合本单位工作需要等实际情况来确定，做到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统一。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主要学习和掌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最新的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承担本行业、本单位重大科研课题，逐步成为本单位的技术带头人。 中级专业人员主要学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最新理论知识，拓宽知识面，培养独立解决复杂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 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应结合本职工作，加强本专业学习和实际技能锻炼，掌握科学工作方法，培养、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
第七条 继续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灵活多样的原则，根据学习对象、学习条件、学习内容等具体情况的不同，其形式以业余自学和参加本单位、本系统组织的培训为主 ，也可根据本单位统一安排，通过进修班、培训班，以及函授和刊授、学习讲座、学术会议、业务考察和有计划、有组织、有考核的自学等方式实施。
第八条 继续教育原则上以业余和自学为主，但脱产学习时间不得少于规定的学时，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脱产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40学时；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脱产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32学时。继续教育的实施周期应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周期一致。一个周期内的脱产学习时间既可集中使用，也可分散使用。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妥善组织，确保落实。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九条 逐步建立继续教育实施体系。继续教育主要靠基层企事业单位实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培训机构是继续教育的主要基地，高等院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继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积极创造条件为社会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应统一认定一批综合性和专业性继续教育中心。 各培训基地应完善教学条件，保证教学质量，经财政、物价部门批准，可以收取必要的教学费用。
第十条 继续教育师资按照专兼职结合，以兼职为主的原则，除配备少量的专职教师外，可聘请本专业技术领域内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第十一条 继续教育所需经费采用多渠道、多途径筹集。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的费用，企业可在规定的职工教育经费及税后留利中列支，事业单位可在自有资金中列支。各级继续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需的业务经费，每年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继续教育是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成人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支持、配合各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好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实行继续教育对象登记制度。各主管部门和各半日位应边续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基本情况。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考核、使用的重要依据。继续教育界的考核结果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晋级，晋升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必备条件。对实施周期内未完成继续教育任务的人员不能续聘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将继续教育作为整个职工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本单位的目标管理和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各级要民政府要事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把继续教育工作作为考核单位和领导干部政绩的基本内容之一。
第十五条 各单位应按本规定统筹安排本单位的继续教育计划，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时间，经费和其他必要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本单位的安排，积极参加继续教育，亲遵守学习纪律和有关制度，接受检查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在脱产学习期间享受家和本单位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学习期满，个人应提交学习成绩报告，并由办学单位作出学习鉴定，记入继续教育证书。各单位可建立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档案。
第十六条 对认真执行本规定，在继续教育工作的组织、管理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个人和单位，以及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并在工作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作出一定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参加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单位可分别情况予以批评教育、不予报销学习费用、扣发脱产学习期间工资、奖金或解聘、低聘其专业技术职务：
（一） 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本单位继续教育区作安排的；
（二） 未经单位批准，无正当理由擅自终止学习的；
（三） 脱产学习期间违反办学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 修业不合格的。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部门和单位，各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或予以通报批评；拒不改正或批评无效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对在证书登记中弄虚作假的应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及党政群机关中列入公务员序列管理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其专业技术培训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市人事局负责解释，市人事局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1997年4月1日起施行。
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潘口水电站建设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实施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订《潘口水电站建设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实施办法》部分条款的通知
十政办发〔2008〕27号
竹山、竹溪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潘口水电站建设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实施办法》（十政办发〔2007〕161号）已于2007年12月10日印发。目前，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亟需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一、将第十三条：农村移民生产安置标准，把水田、旱地、园地综合搭配调整，人均0.8亩；依附集镇生活，进行兼业安置的，人均0.3亩。但最低不得少于安置地村民平均水平。
移民生产用地由安置地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调整到户，并办理承包手续。修订为：
农村移民安置标准，以水田为主安置移民的，农村移民人均水田0.8亩，集镇农业人口人均水田0.5亩。以旱地为主安置移民的，农村移民人均旱地1.2亩，集镇农业人口人均旱地1亩。以果园或茶园安置移民的，农村移民人均1.5亩，集镇农业人口1.2亩。
若移民自愿到难以达到上述安置标准的安置地落户的，不得低于安置地村民平均水平。
移民生产用地由安置地乡（镇）人民政府及其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调整到户，并办理承包手续。
二、将第十五条：农村移民个人房屋和附属设施补偿、零星树木补偿、林地的林木补偿、林地安置补助、园地的林木补偿、搬迁补助和过渡期生活补助等，分类计算到户，分户填入补偿兑现证。修订为：
农村移民个人房屋和附属设施补偿、零星树木补偿、林地的林木补偿、园地的林木补偿、搬迁补助和过渡期生活补助等，分类计算到户，分户填入补偿兑现证。
二○○八年三月十二日
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