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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突出方面。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其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如何，已成为刑事诉讼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引起对被害人保护的重视，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保障机制，以显现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人权保障上长足进步。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地位 权利 保障
人权保障观念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确认和弘扬。为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我国在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并大幅度提高了人权保障水平，其中把被害人确立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同时增加了被害人某些权益的保障，对国家法治文明建设起到一定推进作用。但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研究只是刚刚的起步，还没有建立起相当完整成熟的理论和保障体系。因此，在保障刑事被害人地位、权益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要健全刑事被害人制度，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全方位提高刑事被害人应有的权利，以彰显法律的正义价值。
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缺陷及评析
我国刑事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提高，主要集中表现在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总则第82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把被害人明确规定为当事人的地位，并置于当事人的首位，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在司法实务上，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依然不尽人意，被害人的“老大”位置远远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老三老四”的地位，国家在强调和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较多，使司法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过程中淡漠了被害人的权利，而且出台相关保护被害人的措施相当少，这使刑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仍然得不到真正体现，其合法权益更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申请回避权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上，除了附带民事诉讼外，其他刑事案件被害人一般是没有出庭的，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案件也很少，虽然检察机关都履行了告知被害人享有的权利，但刑事案件被害人普遍上认为其损失难于追回或得到补偿，出庭或委托诉讼代理人又有何用呢？更何况法院没有告诉被害人开庭时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又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有出庭的权利，法院有通知被害人出庭的义务，这样被害人根本上无法了解到案件的诉讼情况，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即使被害人到庭了，也只不过是一个旁听者。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享有行使申请回避权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所以，严格地说，被害人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执行控诉职能的当事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各个诉讼阶段都增加了被害人的各项权利。在立案阶段，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并有权要求受理单位对其保密。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不一定会立案的。如果被害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的，在原申请复议基础上，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在侦查阶段，则规定了未成年被害人在接受询问时有要求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权利，被害人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在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发表意见，对不起诉不服的，被害人有提出申诉和起诉的权利，在第170条规定被害人对于有证据证明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启动自诉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里被害人必须掌握有充分的证据，否则是难以胜诉的，诚然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要求被害人收集加害者侵犯自己的犯罪证据，谈何容易？目前公安机关凭借国家机器收集刑事案件证据都困难重重，更何况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自己去收集证据，而是否能收集到充分证据那就难说了。所以，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被害人有自诉权，却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使被害人难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审判阶段，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有权向被告人发问；申请调取新的证据；对不服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生效判决或裁定有权提出申诉等权利。但是被害人的抗诉权仅仅是一个请求而已，是否启动抗诉程序，得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在庭审中，被告人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被害人却没有，在二审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被害人却不能具有独立的上诉权利。当然还有很多被告人享有的权利被害人却没有的，如没有规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没有陈述权；对被告人予以监外执行、减刑、假释没有发表意见权；对侵害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偿或精神赔偿；等等。
因此，纵观我国整部刑事诉讼法典，虽然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地位和权利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保障人权的角度上，两者却不够平衡。
二、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的途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最终实现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的完善。即要求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实施。具体而言，（1）在立法中进一步确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地位，以此保证被害人更好地发挥法律所赋予给被害人的权利；（2）被害人上诉权对于确保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将上诉权赋予被害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们所担心的问题，例如增加法院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诉讼效率，削弱检察机关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力度以及影响刑诉法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执行。这些弱点使得在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的同时需要立法工作者的慎重考虑如增加补救措施，以使被害者有权运用法律这一重要的手段来更好地捍卫自身权利；（3）为了确保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我国的法律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措施或完善法律的实际操作性，例如在主要犯罪事实清楚，但被害人无能力出示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制定某些制度，帮助被害人完善证据；在关乎被害人个人隐私问题的提问或调查时，可以制定制度，保护被害人的名誉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查明案件事实；完善国家补偿制度，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现实的维护；在被害事实发生后（第一次被害），既要对被害人予以及时有效的救济，又要防止可能发生的二次被害情况。且对于一些特殊被害人可以补充一些必要的诉权，如对于受性犯罪侵害的女被害人的询问，赋予其要求性别相同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进行询问的权利等。这些规范有利于给予被害人的人格以尊重，从而防止被害人二次被害。
2、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实现对被害人的保护。即在原有立法不变的基础上，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经验，制定一些配套的制度以完善司法活动，确保实现法律的价值理念，达到立法目的。对犯罪被害人的法律保护不仅要全面，更要注重实际的效果。如完善对于不服不予立案决定的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同时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也需要法律更好地保证其实现。
3、传统观念的改变。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已是利益受害者，如若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得不到公正的保护，便很难对国家的法律产生信任，由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转变传统观念也是更好的克服实现被害人权利的障碍的有效途径。唯有观念转变，重视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才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付诸实际。要做到这些需要在实践中将过去由于偏重于保护加害人的利益转变为建立体现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平衡保护。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到对二者的平衡保护，诸如在与加害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冲突的领域来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
4、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给予刑事被害人经济补偿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普遍制度。西方许多国家在保障被害人损失上，多数采用被告赔偿和国家补偿的方式，以救济被害人实际存在的困难。我国只是采用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但在司法实践上许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很难得到执行，如果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这对被害人因遭受损失或伤害的赔偿来说只能是落空，国家又没有对被害人给予补偿，这样容易使被害人陷入生活困境，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应确立国家补偿制度，通过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回复由于发生犯罪而失衡的法循序及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由此而安定社会秩序。当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应进行赔偿，这样会给国家增加一定压力。而是应在立法上对被害人的补偿对象、范围、数额、程序等都要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操作上有章可循，对于补偿机构可设在基层人民法院。
另外，还应设立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作案手段凶残、恶劣，致使一些被害人人身、财产和精神上遭受伤害，人格权遭到严重侵犯，如故意伤害、杀人、强奸等犯罪，使被害人的心灵和肉体上的痛苦伴随一生，特别是妇女和未成年人被害人。因此，在立法上应根据被告人侵权行为所造成后果轻重给予补偿，若被告人及其家属无能力赔偿的，国家应适当予以补偿，以抚平被害人的创伤和失衡的心理，彰显法律公平正义的本质。
5、设立被害人法律救助服务机构
在我国虽然设有法律援助中心，但它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而对于被害人至今没有援助机构。这使被害人没有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刑事诉讼，影响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在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都建立了被害人救助、服务中心等保护被害人的机构，主要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医疗、心理服务等援助。笔者认为，应在国家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设立被害人援助服务机构，免费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援助以及物质、医疗、心理等方面的服务，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慰藉，体现国家法制的人文关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缪刚

国家科委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1993年12月24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国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加强基因工程工作的安全管理，保障公众和基因工程工作人员的健康，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因工程，包括利用载体系统的重组体ＤＮＡ技术，以及利用物理或者化学方法把异源ＤＮＡ直接导入有机体的技术。但不包括下列遗传操作：
（一）细胞融合技术，原生质体融合技术；
（二）传统杂交繁殖技术；
（三）诱变技术，体外受精技术，细胞培养或者胚胎培养技术。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一切基因工程工作，包括实验研究、中间试验、工业化生产以及遗传工程体释放和遗传工程产品使用等。
从国外进口遗传工程体，在中国境内进行基因工程工作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工作，成立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负责基因工程安全监督和协调。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基因工程工作进行安全管理。
第五条 基因工程工作安全管理实行安全等级控制、分类归口审批制度。

第二章 安全等级和安全性评价
第六条 按照潜在危险程度，将基因工程工作分为四个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Ⅰ，该类基因工程工作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尚不存在危险；
安全等级Ⅱ，该类基因工程工作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低度危险；
安全等级Ⅲ，该类基因工程工作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中度危险；
安全等级Ⅳ，该类基因工程工作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高度危险。
第七条 各类基因工程工作的安全等级的技术标准和环境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备案。
第八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评估潜在危险，确定安全等级，制定安全控制方法和措施。
第九条 从事基因工程实验研究，应当对ＤＮＡ供体、载体、宿主及遗传工程体进行安全性评价。安全性评价重点是目的基因、载体、宿主和遗传工程体的致病性、致癌性、抗药性、转移性和生态环境效应，以及确定生物控制和物理控制等级。
第十条 从事基因工程中间试验或者工业化生产，应当根据所用遗传工程体的安全性评价，对培养、发酵、分离和纯化工艺过程的设备和设施的物理屏障进行安全性鉴定，确定中间试验或者工业化生产的安全等级。
第十一条 从事遗传工程体释放，应当对遗传工程体安全性、释放目的、释放地区的生态环境、释放方式、监测方法和控制措施进行评价，确定释放工作的安全等级。
第十二条 遗传工程产品的使用，应当经过生物学安全检验，进行安全性评价，确定遗传工程产品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 申报和审批
第十三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依据遗传工程产品适用性质和安全等级，分类分级进行申报，经审批同意后方能进行。
第十四条 基因工程实验研究，属于安全等级Ⅰ和Ⅱ的工作，由本单位行政负责人批准；属于安全等级Ⅲ的工作，由本单位行政负责人审查，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于安全等级Ⅳ的工作，经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批准。
第十五条 基因工程中间试验，属于安全等级Ⅰ的工作，由本单位行政负责人批准；属于安全等级Ⅱ的工作，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于安全等级Ⅲ的工作，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备案；属于安全等级Ⅳ的工作，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批准。
第十六条 基因工程工业化生产、遗传工程体释放和遗传工程产品使用，属于安全等级Ⅰ至Ⅱ的工作，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备案；属于安全等级Ⅳ的工作，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全国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批准。
第十七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履行下列申报手续：
（一）项目负责人对从事的基因工程工作进行安全性评价，并填报申请书；
（二）本单位学术委员会对申报资料进行技术审查；
（三）上报申请书及提交有关技术资料。
第十八条 凡符合下列各项条件的基因工程工作，应当予以批准，并签发证明文件；
（一）不存在对申报的基因工程工作安全性评价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的事实；
（二）保证所申报的基因工程工作按照安全等级的要求，采取与现有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安全控制措施，判断不会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
（三）项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具备从事基因工程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操作知识，能承担本办法规定的义务；
（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四章 安全控制措施
第十九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根据安全等级，确定安全控制方法，制定安全操作规则。
第二十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根据安全等级，制定相应治理废弃物的安全措施。排放之前应当采取措施使残留遗传工程体灭活，以防止扩散和污染环境。
第二十一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制定预防事故的应急措施，并将其列入安全操作规则。
第二十二条 遗传工程体应当贮存在特定设备内。贮放场所的物理控制应当与安全等级相适应。
安全等级Ⅳ的遗传工程体贮放场所，应当指定专人管理。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应当编制遗传工程体的贮存目录清单，以备核查。
第二十三条 转移或者运输的遗传工程体应当放置在与其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容器内，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运输或者邮寄生物材料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基因工程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认真做好安全监督记录。安全监督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十年，以备核查。
第二十五条 因基因工程工作发生损害公众健康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损害的扩大，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责令停止工作、停止资助经费、没收非法所得的处罚：
（一）未经审批，擅自进行基因工程工作的；
（二）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装置、仪器、试验室等设施的；
（三）违反基因工程工作安全操作规则的；
（四）违反本办法其它规定的。
第二十七条 审批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负有责任的单位必须立即停止损害行为，并负责治理污染、赔偿有关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严重污染环境的；
（二）损害或者影响公众健康的；
（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
第二十九条 审批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参与审查的专家负有为申报者保守技术秘密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用术语的含义是：
（一）ＤＮＡ，系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名词缩写，是贮存生物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
（二）基因，系控制生物性状的遗传物质的功能和结构单位，是具有遗传信息的ＤＮＡ片段。
（三）目的基因，系指以修饰宿主细胞遗传组成并表达其遗传效应为目的异源ＤＮＡ片段。
（四）载体，系指具有运载异源ＤＮＡ进入宿主细胞和自我复制能力的ＤＮＡ分子。
（五）宿主细胞，系指被导入重组ＤＮＡ分子的细胞。宿主细胞又称受体细胞。
（六）重组ＤＮＡ分子，系指由异源ＤＮＡ与载体ＤＮＡ组成的杂种ＤＮＡ分子。
（七）有机体，系指能够繁殖或者能够传递遗传物质的活细胞或者生物体。
（八）重组体，系指因自然因素或者用人工方法导入异源ＤＮＡ改造其遗传组成的机体。
（九）变异体，系指因自然或者人工因素导致其遗传物质变化的有机体。
（十）重组体ＤＮＡ技术，系指利用载体系统人工修饰有机体遗传组成的技术，即在体外通过酶的作用将异源ＤＮＡ与载体ＤＮＡ重组，并将该重组ＤＮＡ分子导入宿主细胞内，以扩增异源ＤＮＡ并实现其功能表达的技术。
（十一）遗传工程体，系指利用基因工程的遗传操作获得的有机体，包括遗传工程动物、遗传工程植物和遗传工程微生物。
下列变异体和重组体不属于本办法所称遗传工程体：用细胞融合或者原生质体融合技术获得的生物；传统杂交繁殖技术获得的动物和植物；物理化学因素诱变技术其遗传组成的生物；以及染色体结构畸变和数目畸变的生物。
（十二）遗传工程产品，系指含有遗传工程体、遗传工程体成份或者遗传工程体目的基因表达产物的产品。
（十三）基因工程实验研究，系指在控制系统内进行的实验室规模的基因工程研究工作。
（十四）基因工程中间试验，系指把基因工程实验研究成果和遗传工程体应用于工业化生产（生产定型和鉴定）之前，旨在验证、补充相关数据，确定、完善技术规范（产品标准和工艺规程）或者解决扩大生产关键技术，在控制系统内进行的试验或者试生产。
（十五）基因工程工业化生产，系指利用遗传工程体，在控制系统内进行医药、农药、兽药、饲料、肥料、食品、添加剂、化工原料等商业化规模生产，亦包括利用遗传工程进行冶金、采油和处理废物的工艺过程。
（十六）遗传工程体释放，系指遗传工程体在开放系统内进行研究、生产和应用，包括将遗传工程体施用于田间、牧场、森林、矿床和水域等自然生态系统中。
（十七）遗传工程产品使用，系指遗传工程产品投放市场销售或者供人们应用。
（十八）控制系统，系指通过物理控制和生物控制建立的操作体系。
物理控制，系指利用设备的严密封闭、设施的特殊设计和安全操作，使有潜在危险的ＤＮＡ供体、载体和宿主细胞或者遗传工程体向环境扩散减少到最低限度。
生物控制，系指利用遗传修饰，使有潜在危险的载体和宿主细胞在控制系统外的存活、繁殖和转移能力降低到最低限度。
不具备上述控制条件的操作体系，称为开放系统。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