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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

最高人民法院
法发[2005]18号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制定并发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1999-2003年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作了统一部署。5年多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认真贯彻落实《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基本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初步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审判方式，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一定制度保障；基本理顺了我国的审判机构，完善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使法院组织制度更加合理化；扩大了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权限，为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打下了基础；实施了法院执行工作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问题，并为深化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确立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合理配置司法人力资源，使人民法院的整体司法能力明显提高；加速了司法装备现代化建设，全国大部分法院的基本建设和物质保障有了较大改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特别是2004年底，党中央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目前，相对滞后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日益增长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既面临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而这些挑战为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任务，进一步深化人民法院各项改革，完善人民法院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现制定《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
2004年至2008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执行机构，完善执行程序，优化执行环境，进一步解决“执行难”；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和审判机构，实现审与判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制度，为人民法院履行审判职责提供充分支持和服务；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保持司法廉洁；不断推进人民法院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
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把握法院司法改革的政治方向；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保持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特征；坚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制统一，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维护司法权威；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实现司法公正，方便群众诉讼，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客观规律，体现审判工作的公开性、独立性、中立性、程序性、终局性等本质特征；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司法改革的有益成果。
2004年至2008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制度

1、改革和完善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人民法院依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除了被告人认罪或者控辩双方对证据没有争议的外，证人和鉴定人应当出庭。2006年以后，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死刑案件，均应当开庭审理，相关证人和鉴定人应当出庭。
2、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
3、改革刑事证据制度，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并适时提出刑事证据方面的立法建议。
4、改革民事案件管辖制度。改变单纯以诉讼标的金额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改革跨地区民事案件的管辖方式，建立诉讼标的金额与当事人所属地区相结合的一审案件管辖制度，加强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规定的适用。逐步做到高级人民法院不审理不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第一审案件。
5、改革和完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从制度上排除干预行政审判的各种因素。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程序，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积累经验，并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6、继续探索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形式，在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建立速裁程序制度，规范审理小额债务案件的组织机构、运行程序、审判方式、裁判文书样式等。
7、加强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重视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依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活动。与其他部门和组织共同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方法，促进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8、改革和完善庭前程序。明确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不同功能，规范程序事项裁决、庭前调解、审前会议、证据交换、证据的技术审核等活动，明确办理庭前程序事务的职能机构和人员分工。
9、改革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监督制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司法既判力。探索建立再审之诉制度，明确申请再审的条件和期限、案件管辖、再审程序等事项，从制度上保证当事人能够平等行使诉讼权利。
10、进一步落实依法公开审判原则，采取司法公开的新措施，确定案件运转过程中相关环节的公开范围和方式，为社会全面了解法院的职能、活动提供各种渠道，提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透明度。

二、改革和完善审判指导制度与法律统一适用机制

11、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制定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毒品等犯罪适用死刑的指导意见，确保死刑正确适用。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12、改革下级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做法。对于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上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直接审理。
13、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
14、改革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进一步提高司法解释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解释的立项、起草、审查、协调、公布、备案等事项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协调，并定期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修改、废止和编纂。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制度。
15、建立法院之间、法院内部审判机构之间和审判组织之间法律观点和认识的协调机制，统一司法尺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确保人民法院统一、平等、公正适用法律的其他有效方式。

三、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与工作机制

16、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执行体制。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监督和指导全国法院的执行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本地区的执行工作。
17、深化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民事、行政案件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定执行依据的执行事项，以及刑事案件判决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含财产刑)。对执行过程中需要通过审理程序解决的实体争议事项，应当由执行机构以外的审判组织审理，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建立执行案件当事人和案外人对于执行机构就重要程序事项所作决定申请复议等救济途径。
18、改革和完善执行程序，加强执行司法解释工作，积极推进强制执行立法进程，规范各类执行主体的行为。
19、建立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执行督促机制，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通过公开执行信息，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管理与监督，确保执行公正。
20、改革和完善执行管辖制度，以提高执行效率，节约执行成本，排除各种干扰，确保胜诉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以实现。
21、探索执行工作新方法。与有关部门配合，对不履行执行依据所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实行财产申报、强制审计、限制出境、公布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
22、改革和完善审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程序制度，并加大对不履行生效裁判、妨碍执行行为的司法制裁力度。

四、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

23、改革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设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需要在审判委员会中设刑事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结构，确保高水平的资深法官能够进入审判委员会。改革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的程序和方式，将审判委员会的活动由会议制改为审理制；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表决机制；健全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24、审判委员会委员可以自行组成或者与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
25、进一步强化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的审判职责，明确其审判管理职责和政务管理职责，探索建立新型管理模式，实现司法政务管理的集中化和专门化。
26、建立法官依法独立判案责任制，强化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职责。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逐步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负责制。
27、全面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健全人民陪审员管理制度，制定关于保障人民陪审员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解释，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
28、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落实人民法庭直接受理案件、进行诉讼调解、适用简易程序、执行简单案件等方面的制度，密切人民法庭与社会的联系，加强人民法庭的管理和物质保障，提高人民法庭的司法水平。

五、改革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与司法政务管理制度

29、建立健全审判管理组织制度，明确审判管理职责，建立并细化与案件审理、审判权行使直接相关事项的管理办法，改善管理方式，建立案件审判、审判管理、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30、健全和完善科学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同一级别的法院实行统一的审判流程管理模式。在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随机分案制度。
31、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管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配备法医等司法技术人员，发挥其司法辅助功能。
32、改革司法统计制度，建立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并适应司法管理需要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扩大公开数据的范围，加强统计信息的分析和利用。
33、改革庭审活动记录方式，加强信息技术在法庭记录中的应用，充分发挥庭审记录在诉讼活动和管理工作过程中的作用。有条件的法院可以使用录音、录像或者其他技术手段记录法庭活动。

六、改革和完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

34、推进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制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司法技术人员等分类管理办法，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和其他各类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的法官职务序列。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法官助理制度。
35、落实法官法的规定，与有关部门协商，推动建立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任职制度。在保证法官素质的前提下，适当延长专业水平较高的资深法官的退休年龄。
36、根据人民法院的管辖级别、管辖地域、案件数量、保障条件等因素，研究制定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员额比例方案，并逐步落实。
37、改革法官遴选程序，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选任机制。探索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实行法官统一招录并统一分配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的制度。逐步推行上级人民法院法官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中选任以及从其他优秀法律人才中选任的制度。
38、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和上下级法院法官的交流任职工作，推进人民法院内部各相近业务部门之间的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
39、建立法官任职前的培训制度，改革在职法官培训制度。初任法官任职前须参加国家法官学院或者其委托的培训机构组织的职业培训。改革法官培训的内容、方式和管理制度，研究开发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教材，改革法官培训机构的师资选配方式。
40、落实法官法的规定，推动适合法官职业特点的任用、晋升、奖励、抚恤、医疗保障和工资、福利、津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法官待遇。

七、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监督与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

4l、建立科学、统一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评估体系。在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判案的前提下，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完善评估机制。
42、改革法官考评制度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考核制度，发挥法官考评委员会的作用。根据法官职业特点和不同审判业务岗位的具体要求，科学设计考评项目，完善考评方法，统一法官绩效考评的标准和程序，并对法官考评结果进行合理利用。建立人民法院其他工作的评价机制。
43、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法官惩戒制度，制定法官惩戒程序规则，规范法官惩戒的条件、案件审理程序以及救济途径等，保障受到投诉或查处法官的正当权利。
44、完善人民法院自觉接受权力机关监督的方式、程序，健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批评、建议的制度，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法院审判以及人民法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等制度。
45、落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制度。
46、规范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建立既能让社会全面了解法院工作、又能有效维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新机制。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社会和媒体通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情况，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八、继续探索人民法院体制改革

47、继续探索人民法院的设置、人财物管理体制改革，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组织保障和物质保障。
48、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探索建立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分别列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体制。研究制定基层人民法院的经费基本保障标准。
49、配合有关部门改革现行铁路、林业、石油、农垦、矿山等部门、企业管理法院人财物的体制。
50、完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的组织机构，在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开展设立少年法院的试点工作，以适应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推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
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为此，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本纲要的要求，深入研究和把握司法客观规律，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以改革的思维推进司法改革；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完善协调机制，健全相关制度，周密组织，妥善安排，认真落实；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理论指导，加强对具体改革方案的论证，把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作为检验改革效果的基本标准，确保改革顺利和健康发展；要坚持依法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切实防止自发改革和违法改革。为确保本纲要的正确、统一、有序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将就各项改革措施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自上而下，统一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正确理解本纲要确立的改革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狠抓落实，务求实效，不断将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稳步推向前进，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2005年10月26日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

冯春明　


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


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在我国检察环　　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

（二）认罪协商

　　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认罪协商制度，也称辩诉交易或诉辩交易，是指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法律允许当事人就所指控的犯罪进行协商，检察官根据协商结果决定起诉的罪名与罪数，刑罚的种类与期限等，法院根据协商结果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在协商结果内适用法律的一种诉讼便利制度。
　　认罪协商制度在保证被害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与对方当事人的协商，以避免一些在具体案件上的指控中证据不足的弱点，及时而又有效的完成诉讼，但是，在协商过程中，是排斥被害人参与的，被害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被告人认罪案件不仅程序更加简便，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而且因被告人认罪，大大降低了案件的审判难度，直接化解了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可能面对的“错案”风险。因此，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犯罪人）认罪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审判模式得到了大力的推行，以笔者所在的检察院为例，每年以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

二、刑事协商制度的内涵

　　司法机关的改革和探索为建立刑事协商机制作了较好的铺垫。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的十几年中，各地的司法部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包括证据开示、普通程序简化审、量刑建议等的适用。现已充分认识到，司法工作的职责不仅仅是查明事实，追诉犯罪和惩治犯罪，同时还应努力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一起并列成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任务，而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如何使化解矛盾与打击犯罪二者相统一，唯有在司法实践中寻找答案，刑事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适应了这种要求。
　　所谓刑事协商是指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或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并被法庭确认的新型纠纷解决模式。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
　　刑事协商制度不同于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基于诉讼的经济与效率原则，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只要被告人认罪，是不考虑其它证据的。而刑事协商机制，是以被害人的参与为前提，以“证据确实充分”为条件，充分尊重被害人意见，解决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并在协商过程中感化教育加害人，促其早日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协商制度亦不同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终结诉讼②。我国适于刑事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大多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或者由公安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协商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包括（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由此可见，法律已经赋予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刑事处分权，是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处理的。调解既可由法院进行，也可由公安机关或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进行，这样可以及时化解矛盾、节省诉讼资源。
　　刑事协商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它不仅能够解决运用刑事和解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刑事和解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多发期，就司法机关而言，案多人少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以本院为例，每年进入检察环节的适用于刑事和解的案件，不足受理案件的1%，绝大多数案件是必须通过审判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所以刑事协商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三、刑事协商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积压和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之现行司法机制的缺失，导致疑案增多，被害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不仅制约了司法工作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协商制度已成为法学理论界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个新课题，将刑事协商制度引入司法实践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是有利于实现效率价值。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全国来说，我国法院和检察院正面临着刑事案件高发期，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是刑事案件要淹没法院的时代。以高检院的统计为例，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以笔者所在院公诉科为例，2003年全科有干警10人，全年提起公诉243件，而2008年全科有干警8人，全年提起公诉413件，人均承办案件数上升近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增加司法人员数量，增加司法投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借助于诉讼创新机制，以尽快处理案件、化解矛盾，无疑是最有益的探索。由于刑事协商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为结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以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形式，简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程序，省略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减少了审判人员，简化了诉讼的环节，从而缩短了办案期限，诉讼成本必然降低。
　　二是有利于降低指控风险。以我国目前的状况看，犯罪形式多样化，侦查机关的经费紧张，侦查技术乃至整体侦查水平不高，缺乏“疑案”解决机制，指控风险加大，导致有些案件久拖不决。在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比例的疑案，因为证据瑕疵或其它原因而久悬未决，对那些证据收集困难或者办案成本高昂的刑事案件，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存在一定的指控风险，容易诱发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另外，由于疑案解决机制的缺乏，致使无罪案件和撤诉案件时有发生，不仅有损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而且侵害了被告人的人身权利，更无法有效、充分、及时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我院为例：多年以来，每年总有一部分证据比较单薄又无条件补充证据的案件摆在公诉人的面前，尽管依据已有证据，公诉人对案件事实能够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但距“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还是存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说在法庭上公诉人所认定的事实，不一定与法官的认识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此类案件的久拖不决，直接降低了诉讼效率，甚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刑事协商将单一的抗辩模式，转化为既对抗又合作，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运用刑事协商机制，我们可以较好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案件对控辩双方而言，都存在庭审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协商提供了契机，就公诉方而言，只要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证据就有可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能有效的规避诉讼风险；辨方而言，被告人只要认罪赔偿，公诉人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量刑建议，免受重罚。目前，我们把刑事协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有明确被害人的范围之内，这样一种“以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参与为前提，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诉求的基础上，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的模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加快了诉讼进程，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符合我国长期以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是有利于实现执法的公正价值。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刑事协商旨在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对被害人利益的关照不足。所以，在当前民众对国家法治还尚存疑虑的历史条件下，有被害人参与更能够使认罪协商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也增加了整个诉讼过程的透明性。它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亦能更好的使被害人感受国家司法之温暖。

四、刑事协商制度的构建及实施

　　诚言，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民事赔偿的关注，加之缺乏有效的疑案解决机制，借鉴认罪协商和刑事和解等机制的长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司法难题，是我国司法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尝试在刑事诉讼中关注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不仅可以对证据存有瑕疵的案件进行刑事协商，对“证据确实充分”但被害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赔偿的过失犯罪案件、轻微刑事案件、重伤害案件或青少年犯罪案件，构建一种解决机制，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是迫切的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