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3:23:18 浏览: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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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劳动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1988年11月4日，劳动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的通知》（国发〔1988〕59号）精神，经卫生部门同意，我们制定了《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的补充规定》。目的是为残疾青年提供学习机会，使他们能够掌握某种劳动技能，创造就业条件。现将这个《补充规定》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的补充规定
原劳动人事部、卫生部于一九八四年印发了《技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关于技工学校招收残疾青年（指残疾程度不继续恶化，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工种（专业）的学习及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者）的体检问题，现规定如下：
一、任何一肢体不能运用者，不录取。上肢完好，下肢残疾、畸形，但仍可运用者，可以报考工艺美术、排字、制版、服装（设计、裁剪、制作）、照像（洗印、制版等）、电器维修、仪表维修、无线电整机装调、电子计算机装调和使用等工种（专业）。
二、胸廓畸形、脊柱侧突者，可以报考工艺美术、排字、制版、服装（设计、裁剪、制作）、照像（洗印、制版）、电器维修、仪表维修、无线电整机装调、电子计算机装调和使用、养殖、食品发酵、园艺等工种（专业）。
三、两眼矫正视力之和，低于1．0者，不录取；高于1．0（含1．0）者，除某些工种（专业）有特殊要求不能录取外，均可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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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情况，导致了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的冲突，也当然导致了中国继承制度的区际法律冲突。鉴于中国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现状，应提出相应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协调这种区际法律冲突。
由于各国有关继承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且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专门调整涉外继承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因而涉外继承关系只能采用冲突规范调整。[1]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和大陆与台湾走向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这种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内、两种社会制度下、三大法系间和四个法律差异很大的独立法域之中，加上各地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变得异常复杂和独特。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成因及特点
继承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继承，是指生者对于死者死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承受。其内容不仅有财产继承，还有身份继承。身份继承是指生者承袭死者的身份，如继承王位、爵位、或家长身份等。中国古代的继承就是以身份继承为主。狭义的继承，即财产继承，是指生者对死者财产权利和义务的承受。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只有财产继承，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因此，本文仅在财产继承的语境下，探讨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及协调问题。
所谓继承制度，是指将死者生前遗留的财产权利和义务，依法或依死者的指定转移给他人承受的有关法律制度。继承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遗产的转移方式（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遗产范围、遗产的处理原则和分割方法，以及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等法律制度。[2]
（一）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及成因
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指在中国主权领土范围内，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的冲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形成多个法律区域的原因有很多，如国家的合并、国家的殖民、国家的联合等。中国成为多法域国家并因此而产生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未来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为了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用法律的形式将“一国两制”的构想确定下来。于是，香港和澳门作为两个独立的法域存在。
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特点，台湾地区早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域，不但将来回到祖国怀抱后，就是现在，它与大陆及港澳地区也存在区际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而完成了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
因此，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四法域局面，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在同一中央政府之下，在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分别施行各自的法律制度，并成为四个法律制度互不相同的独立法域。而这四个法域由于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背景不同，使得中国这四个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存在着许多差异。
不同地区实施的继承法，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当地居民对该地区内居民遗产的继承关系，在处理当地居民的遗产继承关系时，完全可以适用当地的继承法，而不必考虑其他法律区域的继承立法是如何规定的。但是一旦某一继承关系中出现了涉外因素[3]，无论是被继承人、继承人方面，或者是遗产方面，都可能导致适用一国内不同区域的法律。由于继承制度直接关系到有关区域及该区域内居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各区域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在这一问题上各抒己见，以期取得对本地区利益最为有利的结果。相应地，各地区在继承法方面也较难达成协议，形成一致性协议，这就是现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继承关系法律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中国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继承关系是一种财产关系，但是与人身关系紧密相连，其本质是通过继承实现财产转移，但这种转移一般是以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为前提的。此外，继承关系不仅受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受到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影响。[4]正是由于继承这一特性，导致中国四个地区的继承立法差异较大，法律冲突随之产生。与世界其他多法域国家相比，我国的继承制度法律冲突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一般都是社会制度相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同属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其次，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多为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如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香港地区与属于大陆法系的台湾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继承法律冲突，则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再次，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冲突，四个区域各自享有终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两个《联合声明》[5]，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大大超过联邦制国家内成员享有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除了不存在主权国家的主权冲突这个因素外，基本上与国际继承法律冲突是一致的。
最后，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其中央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通常对当事国的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而在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一些国际条约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不同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它既涉及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又涉及人身关系，[6]这使得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有更多可依据的标准。本文主要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中国区际继承制度的法律冲突。
二、中国区际法定继承的法律冲突
法定继承是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的分配由法律予以规定的继承方式。由于法定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未留下遗嘱或遗嘱无效或遗嘱继承人拒绝继承财产时按法律的规定进行继承的制度，所以，法定继承也称为无遗嘱继承。在中国四个地区中，法定继承问题上的立法与实践是不尽相同的。在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人的顺序、代位继承、应继承份额、继承权的丧失和继承权的放弃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中冲突规则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本国法、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和遗产所在地法这三个冲突规则。最大的差异即是否将遗产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区别开来分别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在实践中有“同一制” （unitary system）和“区别制”（scission system）之分。
同一制，也称为单一制，是指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本国法或住所地法）。区别制，也称为分割制，是指在涉外继承中，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7]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2010年10月28日颁布并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31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该法是中国大陆关于涉外法定继承的最新规定，一改之前调整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解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9]的规定，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作为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连结点，以“不动产所在地”作为特殊连结点优先适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地区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的是区别制，是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分别确定继承的准据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对于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香港地区是通过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冲突规范来解决法律冲突的。香港法和英国法一样，采用区别制，将遗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对于动产的继承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对于不动产的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地区没有单独的冲突法，有关涉及外国或其他法域的继承的冲突规范以及对相应的准据法的指定，主要是规定在《澳门民法典》第59条中。《澳门民法典》第59条规定了有关继承的冲突规范：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即本国法。由此可见，澳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继承法规本身对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规定，而是在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10]中加以规定。该法规定，法定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外国人死亡时如在台湾地区境内遗有财产，但依照该死亡的外国人的本国法该项财产为无人继承的财产时，则依照台湾地区法律处理。由此可见，台湾地区采用的是同一制，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样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
台湾地区还专门针对大陆地区制定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规定：被继承人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关于继承，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遗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由此条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于涉及大陆的继承的冲突规范和它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的规定不同，采用了遗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则。这种特殊规定使得解决两岸继承法律问题更加复杂。
台湾地区针对香港、澳门地区也制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在其第38条规定：“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门者，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未规定者，适用与民事法律关系最重要牵连关系地法律。”这是台湾处理与港澳法律冲突的唯一一条冲突规范，这说明台湾地区对解决与港澳法律冲突问题，不像对大陆地区那样分门别类来设立法律规范，而是原则上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并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中国区际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
遗嘱是立遗嘱人在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其财产，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遗产由哪些法定继承人继承，或规定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继承人依照遗嘱的规定继承遗产，称为遗嘱继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赠给国家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即遗赠[11]。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都是通过遗嘱人订立遗嘱来实现的。中国四个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立法的规定存在差异，对遗嘱能力、遗嘱方式、遗嘱的内容、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等问题都可能发生法律冲突。
“同一制”和“区别制”是普遍存在于继承关系法律适用中的两种制度，无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都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础。由于遗嘱继承的发生根据不仅是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还有被继承人立有合法遗嘱的事实。因此，与法定继承不同，遗嘱继承与立遗嘱地也有密切联系，除了被继承人国籍、住所及遗产所在地外，遗嘱继承法律选择的标准还包括行为地。而且，在发生法律冲突方面，除了继承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确定以外，遗嘱继承还涉及立遗嘱能力、遗嘱形式等方面的法律冲突。因此，遗嘱继承有着比法定继承更广的法律选择的范围。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一直处于空白，在实践中一般是参照法定继承的冲突原则处理。直到该法颁布，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两条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冲突规范。该法第32条对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该法第33条则对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予以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可见，中国大陆对于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都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国籍国法，遗嘱方式还可适用遗嘱行为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在香港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也遵循国际上的一般趋势，即采用多重准据法原则，以尽量使遗嘱得以有效执行。香港1970年的《遗嘱条例》第24条规定：遗嘱的签立如符合该遗嘱签立之地的领域所施行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该遗嘱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该立遗嘱人以其为居籍或惯常居住的领域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上述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立遗嘱人是其国民的国家所施行的本土法律，即视为正式签立。
香港的具体法律规定来自于英国，法律形式也受英国的影响，判例与法律相互引证。英国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即不动产的遗嘱方式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遗嘱依遗嘱人死亡时住所地法。所以，对于遗嘱继承香港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民法典》第60条规定：当事人立遗嘱的处分能力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即常居地法。在作出处分后取得新属人法之人，保留按前属人法规定废止有关处分之必要能力。第61条规定：当事人遗嘱有关条款及处分的解释亦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第62条规定：遗嘱的方式，可适用立遗嘱时的行为地法，或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或当事人死亡之时的属人法，或者采用转致制度，适用立遗嘱时行为地法的冲突规范所援引的法律。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澳门地区关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采用的是“同一制”，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一适用属人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在其第60条、第61条中规定了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该法第60条规定：遗嘱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时遗嘱人之本国法。遗嘱之撤回，依撤回时遗嘱人之本国法。该法第61条规定：遗嘱及其撤回之方式，依前条所定应适用之法律外，亦得依下列任一法律为之：一、遗嘱之订立地法。二、遗嘱人死亡时之住所地法。三、遗嘱有关不动产者，依不动产所在地法。
台湾地区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61条又规定：大陆人民之遗嘱，其成立或撤回之要件及效力，依该地区之规定。但以遗嘱就其在台湾地区之财产为赠与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台湾地区对港澳地区没有专门设立冲突规范，而是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由于各国有关继承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且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专门调整涉外继承关系的统一实体法，因而涉外继承关系只能采用冲突规范调整。[1]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和大陆与台湾走向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这种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内、两种社会制度下、三大法系间和四个法律差异很大的独立法域之中，加上各地区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使得中国的继承区际法律冲突变得异常复杂和独特。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的成因及特点
继承一词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继承，是指生者对于死者死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承受。其内容不仅有财产继承，还有身份继承。身份继承是指生者承袭死者的身份，如继承王位、爵位、或家长身份等。中国古代的继承就是以身份继承为主。狭义的继承，即财产继承，是指生者对死者财产权利和义务的承受。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只有财产继承，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因此，本文仅在财产继承的语境下，探讨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及协调问题。
所谓继承制度，是指将死者生前遗留的财产权利和义务，依法或依死者的指定转移给他人承受的有关法律制度。继承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遗产的转移方式（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遗产范围、遗产的处理原则和分割方法，以及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等法律制度。[2]
（一）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及成因
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指在中国主权领土范围内，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的冲突。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形成多个法律区域的原因有很多，如国家的合并、国家的殖民、国家的联合等。中国成为多法域国家并因此而产生区际法律冲突的原因，是由于香港、澳门的回归和未来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为了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用法律的形式将“一国两制”的构想确定下来。于是，香港和澳门作为两个独立的法域存在。
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特点，台湾地区早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域，不但将来回到祖国怀抱后，就是现在，它与大陆及港澳地区也存在区际法律冲突。台湾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从而完成了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
因此，中国将出现一国两制四法域局面，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在同一中央政府之下，在中国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分别施行各自的法律制度，并成为四个法律制度互不相同的独立法域。而这四个法域由于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背景不同，使得中国这四个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存在着许多差异。
不同地区实施的继承法，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当地居民对该地区内居民遗产的继承关系，在处理当地居民的遗产继承关系时，完全可以适用当地的继承法，而不必考虑其他法律区域的继承立法是如何规定的。但是一旦某一继承关系中出现了涉外因素[3]，无论是被继承人、继承人方面，或者是遗产方面，都可能导致适用一国内不同区域的法律。由于继承制度直接关系到有关区域及该区域内居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各区域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在这一问题上各抒己见，以期取得对本地区利益最为有利的结果。相应地，各地区在继承法方面也较难达成协议，形成一致性协议，这就是现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继承关系法律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二）中国继承制度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继承关系是一种财产关系，但是与人身关系紧密相连，其本质是通过继承实现财产转移，但这种转移一般是以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为前提的。此外，继承关系不仅受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受到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的影响。[4]正是由于继承这一特性，导致中国四个地区的继承立法差异较大，法律冲突随之产生。与世界其他多法域国家相比，我国的继承制度法律冲突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首先，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一般都是社会制度相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同属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其次，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多为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也有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如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属于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而属于英美普通法系的香港地区与属于大陆法系的台湾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继承法律冲突，则属于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
再次，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冲突，四个区域各自享有终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两个《联合声明》[5]，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大大超过联邦制国家内成员享有的权利。因此，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除了不存在主权国家的主权冲突这个因素外，基本上与国际继承法律冲突是一致的。
最后，中国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其中央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通常对当事国的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而在中国的区际继承法律冲突，一些国际条约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从而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他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不同国际条约之间的冲突。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继承是最为复杂的一种，它既涉及所有权关系、债权关系，又涉及人身关系，[6]这使得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有更多可依据的标准。本文主要从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中国区际继承制度的法律冲突。
二、中国区际法定继承的法律冲突
法定继承是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的分配由法律予以规定的继承方式。由于法定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未留下遗嘱或遗嘱无效或遗嘱继承人拒绝继承财产时按法律的规定进行继承的制度，所以，法定继承也称为无遗嘱继承。在中国四个地区中，法定继承问题上的立法与实践是不尽相同的。在继承人的范围、继承人的顺序、代位继承、应继承份额、继承权的丧失和继承权的放弃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中冲突规则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本国法、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和遗产所在地法这三个冲突规则。最大的差异即是否将遗产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区别开来分别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在实践中有“同一制” （unitary system）和“区别制”（scission system）之分。
同一制，也称为单一制，是指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本国法或住所地法）。区别制，也称为分割制，是指在涉外继承中，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不动产适用物之所在地法。[7]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2010年10月28日颁布并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31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该法是中国大陆关于涉外法定继承的最新规定，一改之前调整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6解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9]的规定，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作为涉外法定继承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连结点，以“不动产所在地”作为特殊连结点优先适用。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地区在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的是区别制，是将遗产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分别确定继承的准据法，即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对于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香港地区是通过英国普通法和制定法中的冲突规范来解决法律冲突的。香港法和英国法一样，采用区别制，将遗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对于动产的继承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对于不动产的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地区没有单独的冲突法，有关涉及外国或其他法域的继承的冲突规范以及对相应的准据法的指定，主要是规定在《澳门民法典》第59条中。《澳门民法典》第59条规定了有关继承的冲突规范：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即本国法。由此可见，澳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定的准据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继承法规本身对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规定，而是在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10]中加以规定。该法规定，法定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外国人死亡时如在台湾地区境内遗有财产，但依照该死亡的外国人的本国法该项财产为无人继承的财产时，则依照台湾地区法律处理。由此可见，台湾地区采用的是同一制，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样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
台湾地区还专门针对大陆地区制定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该条例规定：被继承人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关于继承，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遗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由此条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对于涉及大陆的继承的冲突规范和它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中的规定不同，采用了遗产所在地法这一冲突规则。这种特殊规定使得解决两岸继承法律问题更加复杂。
台湾地区针对香港、澳门地区也制定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在其第38条规定：“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门者，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未规定者，适用与民事法律关系最重要牵连关系地法律。”这是台湾处理与港澳法律冲突的唯一一条冲突规范，这说明台湾地区对解决与港澳法律冲突问题，不像对大陆地区那样分门别类来设立法律规范，而是原则上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并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中国区际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
遗嘱是立遗嘱人在生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并于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其财产，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遗产由哪些法定继承人继承，或规定各法定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法定继承人依照遗嘱的规定继承遗产，称为遗嘱继承。另一种情况是通过遗嘱规定在其死亡后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赠给国家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即遗赠[11]。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都是通过遗嘱人订立遗嘱来实现的。中国四个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立法的规定存在差异，对遗嘱能力、遗嘱方式、遗嘱的内容、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等问题都可能发生法律冲突。
“同一制”和“区别制”是普遍存在于继承关系法律适用中的两种制度，无论是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法律选择和法律适用，都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础。由于遗嘱继承的发生根据不仅是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还有被继承人立有合法遗嘱的事实。因此，与法定继承不同，遗嘱继承与立遗嘱地也有密切联系，除了被继承人国籍、住所及遗产所在地外，遗嘱继承法律选择的标准还包括行为地。而且，在发生法律冲突方面，除了继承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确定以外，遗嘱继承还涉及立遗嘱能力、遗嘱形式等方面的法律冲突。因此，遗嘱继承有着比法定继承更广的法律选择的范围。
（一）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中国大陆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一直处于空白，在实践中一般是参照法定继承的冲突原则处理。直到该法颁布，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两条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冲突规范。该法第32条对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该法第33条则对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予以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可见，中国大陆对于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采用的是“同一制”，即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都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或国籍国法，遗嘱方式还可适用遗嘱行为地法。
（二）香港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在香港地区，对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和准据法，也遵循国际上的一般趋势，即采用多重准据法原则，以尽量使遗嘱得以有效执行。香港1970年的《遗嘱条例》第24条规定：遗嘱的签立如符合该遗嘱签立之地的领域所施行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该遗嘱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该立遗嘱人以其为居籍或惯常居住的领域的本土法律，或符合在上述签立时或立遗嘱人去世时立遗嘱人是其国民的国家所施行的本土法律，即视为正式签立。
香港的具体法律规定来自于英国，法律形式也受英国的影响，判例与法律相互引证。英国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即不动产的遗嘱方式依不动产所在地法，动产遗嘱依遗嘱人死亡时住所地法。所以，对于遗嘱继承香港是采用“区别制”的冲突规范。
（三）澳门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澳门民法典》第60条规定：当事人立遗嘱的处分能力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即常居地法。在作出处分后取得新属人法之人，保留按前属人法规定废止有关处分之必要能力。第61条规定：当事人遗嘱有关条款及处分的解释亦适用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第62条规定：遗嘱的方式，可适用立遗嘱时的行为地法，或当事人立遗嘱时的属人法，或当事人死亡之时的属人法，或者采用转致制度，适用立遗嘱时行为地法的冲突规范所援引的法律。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澳门地区关于遗嘱继承的冲突规则采用的是“同一制”，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同一适用属人法。
（四）台湾地区有关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台湾地区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在其第60条、第61条中规定了关于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该法第60条规定：遗嘱之成立及效力，依成立时遗嘱人之本国法。遗嘱之撤回，依撤回时遗嘱人之本国法。该法第61条规定：遗嘱及其撤回之方式，依前条所定应适用之法律外，亦得依下列任一法律为之：一、遗嘱之订立地法。二、遗嘱人死亡时之住所地法。三、遗嘱有关不动产者，依不动产所在地法。
台湾地区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61条又规定：大陆人民之遗嘱，其成立或撤回之要件及效力，依该地区之规定。但以遗嘱就其在台湾地区之财产为赠与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台湾地区对港澳地区没有专门设立冲突规范，而是类推适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相关规定。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商人盛世”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4年2、3期合刊
就在不久前，金融大鳄索罗斯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商海经历，对西方商界做了一个不乐观的断言：“盛宴早已结束，而人们仍在跳舞。”但在东方，对于肩负着“新市场经济”兴衰成败之重任的中国商人阶层来说，由于“新圈资运动”的施行，精彩的盛宴才开席，诱人的舞曲刚刚响起，中国的“商人盛世”之伟大时代即将开元……
经济遭遇瓶颈，中国急需新圈资运动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瓶颈！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灾情严重，但中国经济咬牙保持住了坚挺。乐观的国际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初继续高速增长，一切似乎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市场经济突然“状态不佳”起来，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短期明显好转的可能不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主体，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但现状却是：“排头兵”的头抬不起来了，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成了“病力军”。
中国这次市场经济瓶颈的根本“症状”是公司治理结构出了问题，而在这个“症状（标）”的背后，其“病因（本）”则是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不够发达完善，以中产群体为核心的商人阶层的力量不够强大。
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从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以，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于一点，即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传统之固疾仍然没能得到完善的解决。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科斯定理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里，不仅经理是“被雇佣者”，连本应由所有者担当的董事、监事也绝大多数是“不具有所有人身份的被雇佣者”！他们都被国家雇佣——且不同于西方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掺杂了浓厚的非市场化因素的“特权式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所有者（即国家）的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及所有者的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明白了中国这次经济瓶颈的成因，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这次经济瓶颈？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史。史学家指出，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孵化器是当年的“圈地运动”，当时，新兴的生产力急需以某种方式来迅速进行资本积聚，因为只有比较集中的规模化的资本才能完成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工业生产，靠分散的资金根本难以担当这一重任。“圈地运动”就是应当时的历史大势而生的，是克服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瓶颈的必须之举。虽然它在我们的传统历史教课书中被描绘为“吃人的圈地运动”，但就象《英雄》中的那句哲言所说“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去看，就不再是痛苦”，任何一个高级文明在起步时都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完美。
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要想以更快的、更常态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之路，而市场经济必须要求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中国目前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在珠三角和江浙地区的电视频道里看到“发挥带头作用，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贡献”的公益广告时，不必再感到丝毫的惊诧和不解。
不管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想克服这次瓶颈、继续以更快更健康的速度向前发展，必须进行一场类似于“圈地运动”的“圈资运动”，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和财富分化。（注意：本文所讨论的“圈地运动”和“圈资运动”都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概念，不含褒贬之主观评价色彩。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规则，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骗钱、套利”不是同一个范畴。）
就象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土地”和“国企”都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要素，能用金钱来衡量。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大量的国有企业资源通过经济及法律上的技巧性操作转移到商人阶层手中，实质上与大片大片的土地集中到商人阶层手中一样，都是为市场经济扫清路障。市场经济要求“圈土地”还是“圈企业”，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当时英国市场经济的瓶颈主要是缺乏最基本的大工业生产要素（即土地），所以它就只能是圈“地”运动，想圈其它的更高级的生产要素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其它更高级的生产要素。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瓶颈不再是土地（至少不主要是土地），也不是企业，因为国企的数量并不少，而是缺乏民营企业和商人阶层，所以，中国目前的“圈资运动”只能是圈“企业（国企）”，而不是圈“土地”。与“圈地运动”相比，“圈资运动”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新圈资运动引发中国的“商人盛世”
关于商人，在古代的自然经济里，被贬为“无商不JIAN（奸）”；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它已经变成了“无商不JIAN（坚）”——现代社会如果缺了商人，就难以坚实长久，最有力的例证是前苏联，它虽然曾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但由于它实行的并不是市场经济，商人阶层几乎不存在，所以，到头来，它无法象美国一样“因商而坚”，未到百年，就已经隐入了黑皮史书里。
如上文所析，中国要想培育出强大的商人阶层，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新圈资运动”。但中国今天的情况与英国圈地运动时的社会环境有了极大不同：英国当时进行圈地运动可以牺牲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但中国现在处于“人权时代”，尤其是社会主义之理念更不允许出现类似英国圈地运动时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聚”。那么，中国该选择何种更文明、更有效的方式来完成“新圈资运动”？
基于这种考虑，“对国企进行MBO改革”就成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MBO的英文是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即民有化，与国有化相对应），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经营者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民有化改造”由空想变为实践。
“商人盛世”推动新市场经济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正式挂牌，财政部负责有资产管理事务的国有资产评估处业已撤消，其有关职能移交给新成立的国资委。至此，财政部不再直接管理国有资产，为“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进一步改革做好了预热和铺垫。与此同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也已接近尾声，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一切都预示着目前近10万亿的国有资产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商人阶层”就成为必然之势。商人阶层将会大大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即“新市场经济时代”。
何为“新市场经济”？它是与“老市场经济”（即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建立在严格私有化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的。“老市场经济”认为一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必须先进行完全的、彻底的、实在的私有化改造，否则，将无法建成市场经济。所以，当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前称为商品经济）”时，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因为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在看到中国“新市场经济”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市场经济目前面临着“瓶颈”的考验。许多人不明白：既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为什么目前还遭遇“瓶颈”？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新市场经济是介于“两端”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体”，这两端就是：A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B端为严格意义上的老市场经济私有制。中国的新市场经济是从A端出发的，当它从A端出发之后，生产力开始摆脱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有制的束缚，打个形象的比喻，它就象一个被围困被压抑已久的大河，一旦开闸，立即就把蓄积多年的能量和潜力发挥了出来，奔腾向前，蔚为壮观，这就出现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奇迹。但当这条大河往前奔流了20多年后，原来的潜能已经用尽，就面临着河床堵塞、河堤泄水等等新问题，此时应该分析这些新问题、采取新对策，而不能再死守旧经验，固执地认为新市场经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向前、一往奔腾。新市场经济也要不断地完善，才能长葆其“新”和“健”。
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新圈资运动”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新圈资运动”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由此所产生的更强大的商人阶层，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新市场经济克服目前的瓶颈，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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