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诉后还能再起诉吗？/王姗姗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4 03:40:19 浏览: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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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后还能再起诉吗？
王姗姗
问：蔡某欠了我一笔钱，中间有担保人李某，我将蔡某、李某共同起诉到法院，法院受案后，法官对我再三做工作，叫我撤回对李某的起诉，我最后答应了，撤诉申请是这样写的“我要求撤回对李某的起诉，不再要求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定后，没想到蔡某跑了，我又重新起诉了李某，这时法院能受理吗？
答：在撤诉申请中的这些承诺不能作为你对李某放弃担保权的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从这一条规定来看，你撤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本案中，你写道“不再要求李某承担连带责任”应当被视为撤诉内容的一部分，而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李某做出的放弃追索权利的承诺，因此你仍然对李某享有追索权。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条的规定，你有权利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应当受理。如果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你可以在上诉期内依法上诉。这里的上诉期有一个时间限制，从一审裁定的次日起十日内。当然法院在一审裁定中应当告知这一点，否则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开始起算。
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王姗姗
王姗姗
问：蔡某欠了我一笔钱，中间有担保人李某，我将蔡某、李某共同起诉到法院，法院受案后，法官对我再三做工作，叫我撤回对李某的起诉，我最后答应了，撤诉申请是这样写的“我要求撤回对李某的起诉，不再要求李某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定后，没想到蔡某跑了，我又重新起诉了李某，这时法院能受理吗？
答：在撤诉申请中的这些承诺不能作为你对李某放弃担保权的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从这一条规定来看，你撤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原告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六个月内又起诉的，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不予受理。本案中，你写道“不再要求李某承担连带责任”应当被视为撤诉内容的一部分，而不应当被视为是对李某做出的放弃追索权利的承诺，因此你仍然对李某享有追索权。根据《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4条的规定，你有权利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应当受理。如果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你可以在上诉期内依法上诉。这里的上诉期有一个时间限制，从一审裁定的次日起十日内。当然法院在一审裁定中应当告知这一点，否则从你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开始起算。
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王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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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陈述民事损害的因果关系刍议
肖 义 方
摘 要：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证券民事诉讼的关键，证明因果关系要靠证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来实现。在美国判例中，广泛采用欺诈市场理论推定信赖的存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基本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但对损害理解片面，只认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利益绝对减少具有因果关系，对因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获利减少不予认定。
关键词：虚假陈述 因果关系 信赖 欺诈市场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为中国的证券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虽然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空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制度上有所突破。本文拟借鉴美国证券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对该“规定”的相关制度作初浅的评价。
在美国，证券反欺诈的法律基础是10b—5规则，主要的原则与具体的规则是法院通过对10b—5的扬弃，在典型判例中形成。10b—5规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配合《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实施，而制定的一个反欺诈规定，是全方位（catch-all）的兜底条款，[1]适用于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各种欺诈行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10b—5规则旨在禁止一切与证券买卖有关的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发生在有组织的市场中（如证券交易所），还是在面对面的交易中，无论该证券是否应登记还是受豁免，也无论证券发行人是公众公司还是封闭公司，一律受10b—5规则和管辖。[2]这与“规定”的调整范围殊有不同，首先，证券欺诈行为的外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规定”仅就虚假陈述的民事纠纷作了规定；其次，“规定”将证券市场限定为“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并且明确：“因下列交易发生的民事诉讼，不适用本规定：（一）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二）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进而对行为主体、行为对象作了严格限定，也决定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以“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与10b—5规则进行比较分析。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种高风险市场，加上投资者固有的投机动机，使得投资损失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而认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证券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和损失方面的因果关系。[3]前者是指原告的证券交易是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后者则指原告因该证券交易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一般而言，经济损失通常可为一定金钱计量，易于证明；而交易是否因虚假陈述而为，纯粹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直接证明。在10b—5规则诉讼中，通常通过证明信赖关系的存在，间接证明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围绕着信赖关系是必须质证还是只需推定所产生的理论笔者称之为信赖理论，不同的信赖理论产生不同的证明方式，成为证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核心。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10b—5规则下的民事责任，信赖与因果关系两个概念经常交换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法院认为只要能证明或推定信赖的存在，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就自动成立。但多数观点认为，信赖和因果关系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信赖在民事诉讼中是指原告的一种心理状态，原告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获悉并信赖了被告的虚假陈述。信赖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了解并信赖了被告的不实陈述；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原告对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经纪人建议或其他证券研究结果产生信赖。但信赖仅是投资人损失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0b—5规则把信赖确定为民事诉因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因为该规则确定的民事责任制度源自于普通法下对欺诈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根据普通法，原告证明对被告欺诈行为产生了信赖是获得赔偿的前提。[4]10b—5规则强调信赖的另一个原因是，该规则的宗旨之一是建立“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原则，[5]而不是为投资人在证券市场中提供保险。
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标准，它要证明是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失的实质性因素。美国学者常常用“要不是”假设性描述：要不是被告不实陈述的话，原告就不会从事该笔交易。这里实质上将“信赖”作为一种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方法在使用，是一种无法直接把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而设计的一种法律平衡。如此这般，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告受虚假陈述引诱从事交易就一定会遭到损失吗？如果当时向投资者披露了真相，他就绝对不会进行证券交易吗？为了公平解决此类问题，仅仅通过信赖确认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对信赖本身应当建立认定标准。
（二）信赖的主客观标准
如上所述，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信赖的证明或推定来确认的，而信赖纯粹是投资者心理状态，真实的心理只有投资者本身才知道，如果仅凭原告自己的主张，即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无疑将被告推向绝对责任的境地，有违法律的公平，因此，在10b—5规则诉讼中，对判断信赖是否成立，法院采用了一定的标准。
美国法院多数采用主观标准，即合理信赖标准。所谓合理信赖标准，是指投资人在接受虚假陈述时，虽然尽到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但是基础自己的主观条件，还是对虚假的陈述产生了信赖。相对主观标准，一些法院采用客观标准，即正当信赖标准。所谓正当信赖标准，是指不以投资人的主观条件为基础，而是假想一个一般水平的理性人，按照这个理性人的认识水平，是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虚假陈述产生信赖。
显然，主观标准侧重于投资人自身的条件，以具体投资人的心理状态为基础，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但标准不够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客观标准侧重于统一化的条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并不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为基础，可能会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相比较而言，主观标准较适于判例法国家采用，而客观标准较适于法典化国家采用。
（三）信赖与重大性标准
信赖的成立，是以信赖重大信息为基础的，即使是对非重大信息产生信赖，投资者也不可能造成实质损害，研究对非重大信息的信赖，对分析因果关系没有理论意义。因此，重大信息是产生法律上有效信赖的基础。原告对信赖举证时，首先要证明虚假陈述的是重大信息。
怎样判断一个信息是“重大信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6]确立一个称为“实质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的标准，该标准假想了一个理性的人，在作证券投资的决策时，很可能看重某信息，则该信息就是重大信息。该标准以假想理性人为基础，不因原告不同而不同，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该标准并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字作为衡量的尺度，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虚假陈述的重大性与信息的使用者如何看待和使用信息有关，是根据一个理性的人对信息是否重大的可能性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实质可能性标准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评价一项虚假陈述时，应当对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应当关注该陈述对证券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幅度。
（四）信赖的市场反映
一项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投资者产生信赖，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从投资者的个体考察，对虚假陈述信赖的直接表现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即买入或卖出了股票。从投资者的整体考察，投资者的行为将会产生一种新的证券价格，而新价格本身又形成一种新的信息，进而信赖与信息之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新的市场状态。投资者对信息的信赖，实质转化为对市场的信赖，由于信赖的存在，一定的信息将决定一定的证券价格，虚假信息造成的证券价格差额正是投资者损失之所在。因此，只要证明了虚假信息对证券价格造成的妨碍，即可推定信赖的存在，进而证明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美国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7]一案中形成了“欺诈市场”理论。
二、欺诈市场理论与因果关系
欺诈市场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之上的，因此在讨论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的应用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有效市场假说。
（一）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的概念起源于金融从业人员用以发现证券定价错位的证券分析实践，是描述重大信息与证券价格关系的学说。法码将市场有效定义为：如果市场价格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那么，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他吸收了罗伯茨市场有效的三分法，根据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市场有效分为三个层次：弱有效市场、次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8]如果将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其中公开信息还可分为历史信息和现在信息，弱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历史信息，但不能完全反映现在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次强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而还不能完全反映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强有效市场是能及时、充分反映所有信息的市场形态。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沪市和深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弱有效。[9]
不管是哪一层次的有效市场，重大信息对市场价格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虽然弱有效市场对新信息的反映迟钝，但公开的新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历史信息，终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市场的有效性是所有交易者的投资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公开募集发行和公开竞价交易的证券市场才满足市场有效性假设。在协议转让和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中，市场有效性是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通过第三条的规定将不符合市场有效性的两类交易从“规定”中排除，理由可能基于此。
（二）欺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是在重大信息的影响下形成的，不管投资者是否知晓这些信息，只要他进行了投资行为，他就受到了信息的影响。如果信息是虚假的，市场价格必然会偏离其内在价值，投资者因此可能造成损失，进而将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形成欺诈市场理论。
欺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有效性，证券市场是受信息左右的市场，所有重大信息都将被反映到证券的价格中，如果有关重大信息虚假，即构成对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在虚假陈述引起的诉讼中，原告并不需要举证证明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只需证明：1. 被告作出了公开的虚假陈述；2. 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信息；3. 争议的股票是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交易；4. 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至真相被揭露前这段时间内从事了交易。[10]
（三）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意义
欺诈市场理论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情况下，譬如有重大遗漏的场合，原告要证明自己的交易行为是因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的，举证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就会有很多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合理的追偿。采用欺诈市场理论，实质上是将原告的信赖证明变更为信赖推定，只要原告提供了上述四种证据，法院即可推定原告对被告的陈述产生了信赖，进而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有证据推翻这种推定，从而转移了证明责任。
被告要推翻原告的信赖推定，一般在下列方面举证：1. 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为交易行为；2.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引诱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3.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虚假行为之间已经相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虚假信息已被市场完全消化，对市场价格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4. 证明市场价格变动的全部或者部分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导致的。
三、对“规定”中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规定了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前者集中反映在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后者集中反映在第十九条：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孙开炎
中文摘要：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用来规定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它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它还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排除性规则，由于受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途径，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性规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探索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第三部分是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四部分是如何完善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证据规则 证据能力 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s is an important rule dicta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 To the judges , they will enter a judg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after all. And more , it is also the key spirit of the progressive evidence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re rules of removing evidences . And in our country ,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has some defects as a resul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o find fare in substantive verdict and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some rules about the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nd want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And more important , the author will also give some advices to develop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 and through this , to give some help for judges when they are judging.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article .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evidence capability and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ree legal base of the evidence exclusive principle .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exclusive evidence rul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law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law .The fourth part tells us how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exclusive rule of civil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 Evidence's Rule ; Evidence Capability;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一、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
什么是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何在？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在其《证据法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惟在法治社会之定纷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需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因而产生各种证据法则，遂为认事用法之所本。”简言之，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主要是对证据加以认定的准则，主要确定某项证据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据的主要功能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作用是判断某项证据资料是否为适格的证据，但是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存在两个前提：第一，该证据具有证明能力或者说该证据不受证据规则排除。第二，该证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说证明力。其实，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唇齿相依，一体两面，一项证据材料要具有证据资格，必须具有证据能力，而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则必须不受证据排除规则禁止。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考察各国立法，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一般都采用消极的确认方法，即从证据资料排除规则的角度，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排除，使之丧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对其证明力不予以考虑。
证据能力亦称证据资格或证据适格，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或资格。就证据的容许性而言，就是可被容许或采纳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都称为适格的证据。 对何种证据资料具有证据资格从正面规定的就是证据能力问题，对何种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从反面规定的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纵观两大法系，由于受诉讼模式和审判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规定较少，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英美法系国家则不遗余力的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即哪些证据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规则等。
证据排除规则本是英美证据法上涉及证据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规则。即它是对某种证据本应加以使用，但基于种种考虑而加以排除的一种证据规则。典型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靠非法手段收集的，基于更大的利益价值衡量（如保护人权、公共政策等）应该加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证据排除规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与证据可采性的相反之称谓。即凡为防止不可信的证人与错误引导的证言（unreliable persons and misleading testimony )，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如人权保护或其他政策），不得予以采纳的证据，就其本来原有关联，可以使用为证据的，加以排除，因而称为排除法则。而狭义上的排除规则可指在与其相并列而命名的其他规则时所含有的意义。
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证据能力包含哪些内容，即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第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如何？第三，证据能力的效力如何？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
证据能力的内容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证据三性说，认为不具备证据三性的证据资料是不能成为最终定案依据的，因此三大属性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是证据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证据来源和证据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理论，将关联性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 第三种观点则是关联性和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应当是包含了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以及证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观点一般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学说。
笔者认为，一项证据资料有证据能力，必须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官不予采用，应该排除。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有三项属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一，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也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捏造的。法院正是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够切实的把握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裁判就会出现错误。因此，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也就是相关性即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的联系；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联系，都符合关联性的要求。因此，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虚假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为法律所禁止，即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质证程序，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缺乏证明力，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也就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事实裁判者的面前，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限制。此外，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互为前提，辨证地统一在证据之中。笔者认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区别上，证据能力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明力系指证据资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具可采信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的问题。前者系有无问题，后者系大小、强弱之程度问题。无证据能力则根本不予容许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则事实审理者不予采信。所谓自由心证，或自由判断，亦即自由评估，系专就证明力而言。对于无证明力的证据，则无自由判决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所谓证据能力，是从形式方面来观察其资格；证明力，是以实质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关于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有证明力可言，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证据能力上均具有适格性。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联系，李学灯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虽有截然不同的涵义，但两者之间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第一，证据可采信的各种规则，除因其他外部的政策而发生意外，寻其渊源，有很多是基于防止不可信的危险。换言之，即原由证明力的问题而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第二，由证明力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各国法例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对此我们极少受规则限制而动辄借口所谓自由心证，对于各种严谨的规则，仍有从事研究的必要。由此才能促其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而有助于对证据的正确评定，亦即可获得心证正确的标准；由此可真正获得心证的理由，证明在判决之中。第三，对证明力的判断，通常所谓不能违背经验规则及伦理规则，这是为求得基于客观的标准而言。因此，如对于所提证据的立证价值，在表面上显已有违经验规则时，自不得予以容许，而视与待证的事实，失其可容许为证据的能力。
关于一项证据受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后，由于其不具有证据能力，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该证据不能向法庭提出，法官也没必要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认证，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本不考虑该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明确规定证据排除后的法律后果，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更好的完成举证，也才能更好提供适格的证据，从而减少证据收集的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更快的解决纠纷。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热衷于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哪些证据应该排除，不具可采性，具有浓厚的制定法色彩，与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的传统有异，其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第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制度密切相关，案件的审判分两步进行，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分工明确。基于对陪审团的不信任，以及证据未具有某种程度之价值；或其证据虽具有相当价值，而有过分的偏见，不正当之意外，或混淆争点等危险者，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和特免权规则等。第二，英美法系国家不遗余力的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据可采性标准，还与其诉讼模式有关—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据资料的范围，由当事人视其是否必要而定，且为确保被告行使防御权，运用证据可采性理论进行限制，致求证范围缩小，证据可采性的范围也随之缩小，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重心偏向证据能力，惟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作为自由心证之资料。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为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限制其辩论的范围及方法，并寻求其合法的证据，其判断证据能力的错误性较小，对个人利益保护比较周全，这符合英美国家强调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为防止陪审团先入为主，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误用推理的经验法则，或迷于被告的社会地位或经验，导致偏见或专断或涉及感情之弊害，由立法就可作为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设立严格的证据采纳规则，可谓用心良苦。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一）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裁判的基础，只有发现了真实，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靠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判决，判决的权威也是因判决的正确性而确立。因此，法官尽一切可能发现案件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体现了这个道理。怎样设计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排除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官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为什么要规定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才有可采性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法官必须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必须以亲自感知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法官必须亲自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除此以外，法律还赋予了当事人对证据异议的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英美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规定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规则。如品格证据规则，一个人品格的好坏怎么能证明他所作的陈述为真或假？如传闻证据规则，其不可靠性更甚，采用这样的证据危险性更大，还有可能混淆争点，导致错误。因此，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方法更有利于发现真实。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指出，必须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方可容许，即任何证据制度必须求其具有合于理性的目的，提出作为证据的任何事实或者证据资料，必须基于合理的标准，以便于采信。为了达到合于理性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事实审理者的偏见或情绪的影响，就应当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证据方法。如在英国，直到1819年才通过立法禁止决斗审判以及水审或火审等迷信方法；1833年正式废除宣誓免责制度。过去往往认为有立证价值，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其立证价值被彻底否定，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方法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对“真实”的理解是客观真实呢，还是法律真实呢？不言而喻，发现真实就是要尽量的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当然是一种客观真实，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法官才能正确的作出裁判。但是，在案件审理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个未知数，把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可以的。但是法官在审理中只能根据案件材料认定的事实来评判，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这种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真实，但绝不等于真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因为要求按客观真实来作出判决是强人所难，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做不到的事情，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另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受效率的影响等。因此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排除那些对发现真实没有作用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真实。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三、两大法系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1、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法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也称排除传闻法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含义为：其他人而不是在诉讼中作证的人所宣称的事实一般不得采纳为证明证人主张的任何事实的证据。 应当说，规定传闻规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一般认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传闻不得采纳：第一，传闻证据不是最佳证据，如果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就是鼓励用不充分的证据代替强有力的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容易编造；第三，转述中存在出现错误的危险；第四，无法看到证人提供证据时的表情和下意识行为；第五，传闻未经宣誓；第六，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第七，被告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无法行使。但是从常识来看，许多陈述虽属于传闻，但仍可能具有可靠的外围保障和内在优越性，属于相当有用的证据。为此，美国普通法发展而来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制定排除传闻的总规则，另一方面在能提供真实性保障的条件下规定许多例外。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如果一传闻符合以下情况，而且陈述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则对该传闻不得适用传闻规则予以排除：（1）先前的证言；（2）认为死之临近时的陈述；（3）违反利益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陈述；（5）其他例外；（6）因不法行为而丧失。 据此，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证据可靠性、风险性以及鼓励当事人提供最佳证据同时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品格证据规则 (character evidence )
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原则上不得以某人的品格如何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之下从事与其品格相一致的行为，即一个人的品格是否善良或邪劣，对于证明某一系争事实中是否他可能或不可能从事某一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予以排除。“品格”（Character）一词在证据法条上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某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它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它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通常将品格证据作为一种排除规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a）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一般而言，该条继受了普通法排出采用品格证据的传统。一般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是着重防止这种证据本身可能带来误导、混淆主题、耗费时间的消极影响，虽然该种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证据价值，但是就其采纳上的利弊权衡来看，其弊端远远大于其益处。并且，这种证明方式主要是涉及有关证人的名声、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习惯，与证明该人是否会倾向于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只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推测，并无确切的证明前提。但是，在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同时，一般各国通常还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比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的品格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例外。如就被告品格而言，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据此，排除品格证据主要考虑的是不具有关联性。
3、意见证据规则
关于意见证据的一般规则是：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领域中，证人只能叙述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评价事实和作出推断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事，因此意见证据一般是不可采纳的。意见证述不被认为有证据能力，其法理上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侵害法官的机能。基于事实而产生的推测与意见的判断作用，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此项认定的作用，应由法官担负。证人是依证言而提供可为法官认定资料的客观事实，仅具有提供机能。而作为认定职能，这不属于证人证言机能的范畴。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作为供述的内容，这便超越了证人本来的机能，进而兼具法官的机能，这无异于允许证人代行法官的职能。其二，有可能使立证产生混乱进而发生偏见之虞。意见并非为证人所体验，因此，证人的意见与推测在证据上并无用途，且具有对事实进行公正认定的消极影响。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不仅使其证述的客观事实中混入与提供证据资料上毫无关系的内容，并且造成立证上的混乱，产生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难免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阻碍作用。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言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b）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加拿大证据法第67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家来出庭主张，除非是基于他所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或有助于证人清晰地陈述，或者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确定争执点，否则，不得发表任何意见或进行推断。
4、最佳证据规则
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久而久之，这一规则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失去了其基本规则的原旨意义，其适用范围现已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有关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直接证据的情形时，应当排除环境证据的提出。但是，英美法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在认定书证证据力上，对是否一定要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形，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失去了其本质特征。美国证据法第1004条明确规定了不要求书证原件，有关书证的其他证据也可以予以采纳的几种情形：（1）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人处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2）原件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3）原件处于该证据资料的出示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原件；（4）有关书证内容与主要争议无紧密关联。 最佳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最好是原件，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5、证据特免权规则
肖 义 方
摘 要：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证券民事诉讼的关键，证明因果关系要靠证明对虚假陈述的信赖来实现。在美国判例中，广泛采用欺诈市场理论推定信赖的存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基本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但对损害理解片面，只认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利益绝对减少具有因果关系，对因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获利减少不予认定。
关键词：虚假陈述 因果关系 信赖 欺诈市场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出台，为中国的证券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制度，虽然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空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制度上有所突破。本文拟借鉴美国证券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对该“规定”的相关制度作初浅的评价。
在美国，证券反欺诈的法律基础是10b—5规则，主要的原则与具体的规则是法院通过对10b—5的扬弃，在典型判例中形成。10b—5规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配合《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实施，而制定的一个反欺诈规定，是全方位（catch-all）的兜底条款，[1]适用于与证券交易有关的各种欺诈行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10b—5规则旨在禁止一切与证券买卖有关的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发生在有组织的市场中（如证券交易所），还是在面对面的交易中，无论该证券是否应登记还是受豁免，也无论证券发行人是公众公司还是封闭公司，一律受10b—5规则和管辖。[2]这与“规定”的调整范围殊有不同，首先，证券欺诈行为的外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规定”仅就虚假陈述的民事纠纷作了规定；其次，“规定”将证券市场限定为“发行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报价系统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市场以及国家批准设立的其他证券市场。”并且明确：“因下列交易发生的民事诉讼，不适用本规定：（一）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二）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进而对行为主体、行为对象作了严格限定，也决定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以“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与10b—5规则进行比较分析。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种高风险市场，加上投资者固有的投机动机，使得投资损失具有十分复杂的背景。而认定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存在因果关系，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证券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和损失方面的因果关系。[3]前者是指原告的证券交易是因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后者则指原告因该证券交易而遭受了经济损失。一般而言，经济损失通常可为一定金钱计量，易于证明；而交易是否因虚假陈述而为，纯粹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难以直接证明。在10b—5规则诉讼中，通常通过证明信赖关系的存在，间接证明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围绕着信赖关系是必须质证还是只需推定所产生的理论笔者称之为信赖理论，不同的信赖理论产生不同的证明方式，成为证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核心。
（一）信赖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10b—5规则下的民事责任，信赖与因果关系两个概念经常交换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法院认为只要能证明或推定信赖的存在，交易方面的因果关系就自动成立。但多数观点认为，信赖和因果关系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信赖在民事诉讼中是指原告的一种心理状态，原告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获悉并信赖了被告的虚假陈述。信赖可以是直接的，如直接了解并信赖了被告的不实陈述；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原告对受虚假陈述影响的经纪人建议或其他证券研究结果产生信赖。但信赖仅是投资人损失的必要非充分条件，10b—5规则把信赖确定为民事诉因的一个构成要素，是因为该规则确定的民事责任制度源自于普通法下对欺诈行为提起的侵权之诉，根据普通法，原告证明对被告欺诈行为产生了信赖是获得赔偿的前提。[4]10b—5规则强调信赖的另一个原因是，该规则的宗旨之一是建立“买者自慎”（Caveat Emptor）原则，[5]而不是为投资人在证券市场中提供保险。
因果关系是一个事实标准，它要证明是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失的实质性因素。美国学者常常用“要不是”假设性描述：要不是被告不实陈述的话，原告就不会从事该笔交易。这里实质上将“信赖”作为一种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方法在使用，是一种无法直接把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而设计的一种法律平衡。如此这般，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原告受虚假陈述引诱从事交易就一定会遭到损失吗？如果当时向投资者披露了真相，他就绝对不会进行证券交易吗？为了公平解决此类问题，仅仅通过信赖确认因果关系是不够的，对信赖本身应当建立认定标准。
（二）信赖的主客观标准
如上所述，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通过信赖的证明或推定来确认的，而信赖纯粹是投资者心理状态，真实的心理只有投资者本身才知道，如果仅凭原告自己的主张，即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无疑将被告推向绝对责任的境地，有违法律的公平，因此，在10b—5规则诉讼中，对判断信赖是否成立，法院采用了一定的标准。
美国法院多数采用主观标准，即合理信赖标准。所谓合理信赖标准，是指投资人在接受虚假陈述时，虽然尽到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但是基础自己的主观条件，还是对虚假的陈述产生了信赖。相对主观标准，一些法院采用客观标准，即正当信赖标准。所谓正当信赖标准，是指不以投资人的主观条件为基础，而是假想一个一般水平的理性人，按照这个理性人的认识水平，是否会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虚假陈述产生信赖。
显然，主观标准侧重于投资人自身的条件，以具体投资人的心理状态为基础，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但标准不够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而客观标准侧重于统一化的条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律的一致性，但是它并不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为基础，可能会偏离事实的本来面目。相比较而言，主观标准较适于判例法国家采用，而客观标准较适于法典化国家采用。
（三）信赖与重大性标准
信赖的成立，是以信赖重大信息为基础的，即使是对非重大信息产生信赖，投资者也不可能造成实质损害，研究对非重大信息的信赖，对分析因果关系没有理论意义。因此，重大信息是产生法律上有效信赖的基础。原告对信赖举证时，首先要证明虚假陈述的是重大信息。
怎样判断一个信息是“重大信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6]确立一个称为“实质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的标准，该标准假想了一个理性的人，在作证券投资的决策时，很可能看重某信息，则该信息就是重大信息。该标准以假想理性人为基础，不因原告不同而不同，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而且该标准并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字作为衡量的尺度，具有相当的适应性。虚假陈述的重大性与信息的使用者如何看待和使用信息有关，是根据一个理性的人对信息是否重大的可能性的认识，从这一点来说，实质可能性标准仍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我们评价一项虚假陈述时，应当对信息的数量与质量给予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应当关注该陈述对证券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幅度。
（四）信赖的市场反映
一项新信息的披露，如果投资者产生信赖，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从投资者的个体考察，对虚假陈述信赖的直接表现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即买入或卖出了股票。从投资者的整体考察，投资者的行为将会产生一种新的证券价格，而新价格本身又形成一种新的信息，进而信赖与信息之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形成新的市场状态。投资者对信息的信赖，实质转化为对市场的信赖，由于信赖的存在，一定的信息将决定一定的证券价格，虚假信息造成的证券价格差额正是投资者损失之所在。因此，只要证明了虚假信息对证券价格造成的妨碍，即可推定信赖的存在，进而证明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美国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7]一案中形成了“欺诈市场”理论。
二、欺诈市场理论与因果关系
欺诈市场理论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之上的，因此在讨论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的应用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有效市场假说。
（一）有效市场假说
有效市场的概念起源于金融从业人员用以发现证券定价错位的证券分析实践，是描述重大信息与证券价格关系的学说。法码将市场有效定义为：如果市场价格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那么，这样的市场就是有效市场。他吸收了罗伯茨市场有效的三分法，根据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市场有效分为三个层次：弱有效市场、次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8]如果将信息分为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其中公开信息还可分为历史信息和现在信息，弱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历史信息，但不能完全反映现在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次强有效市场是市场价格能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而还不能完全反映内幕信息的市场形态；强有效市场是能及时、充分反映所有信息的市场形态。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沪市和深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弱有效。[9]
不管是哪一层次的有效市场，重大信息对市场价格都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影响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虽然弱有效市场对新信息的反映迟钝，但公开的新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成为历史信息，终究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市场的有效性是所有交易者的投资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公开募集发行和公开竞价交易的证券市场才满足市场有效性假设。在协议转让和交易不活跃的市场中，市场有效性是不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直接通过第三条的规定将不符合市场有效性的两类交易从“规定”中排除，理由可能基于此。
（二）欺诈市场理论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是在重大信息的影响下形成的，不管投资者是否知晓这些信息，只要他进行了投资行为，他就受到了信息的影响。如果信息是虚假的，市场价格必然会偏离其内在价值，投资者因此可能造成损失，进而将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联系起来，形成欺诈市场理论。
欺诈市场理论认为：由于市场有效性，证券市场是受信息左右的市场，所有重大信息都将被反映到证券的价格中，如果有关重大信息虚假，即构成对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在虚假陈述引起的诉讼中，原告并不需要举证证明对该虚假陈述产生了信赖，只需证明：1. 被告作出了公开的虚假陈述；2. 该虚假陈述属重大信息；3. 争议的股票是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交易；4. 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至真相被揭露前这段时间内从事了交易。[10]
（三）欺诈市场理论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意义
欺诈市场理论的应用，大大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许多情况下，譬如有重大遗漏的场合，原告要证明自己的交易行为是因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而为的，举证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就会有很多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合理的追偿。采用欺诈市场理论，实质上是将原告的信赖证明变更为信赖推定，只要原告提供了上述四种证据，法院即可推定原告对被告的陈述产生了信赖，进而认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非被告有证据推翻这种推定，从而转移了证明责任。
被告要推翻原告的信赖推定，一般在下列方面举证：1. 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为交易行为；2.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引诱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3. 证明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虚假行为之间已经相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虚假信息已被市场完全消化，对市场价格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4. 证明市场价格变动的全部或者部分根本不是虚假陈述导致的。
三、对“规定”中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的评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规定了因果关系的认定条件。前者集中反映在第十八条：
“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
（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
（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
后者集中反映在第十九条：
“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经卖出证券；
（二）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进行的投资；
（三）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孙开炎
中文摘要：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中用来规定证据能力的重要规则，它是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关键环节，它还是现代证据法的核心精神。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排除性规则，由于受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文化传统、立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相关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探讨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途径，并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性规则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是对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第二部分是探索民事诉讼中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第三部分是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第四部分是如何完善和建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证据规则 证据能力 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s is an important rule dictating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 the evidence system . To the judges , they will enter a judgment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s after all. And more , it is also the key spirit of the progressive evidence law, the rules of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re rules of removing evidences . And in our country ,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has some defects as a result of certain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o find fare in substantive verdict and the legislation pattern .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some rules about the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and want to find some theoretical projects to improve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And more important , the author will also give some advices to develop the rule of removing evidence , and through this , to give some help for judges when they are judging.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article . The first part analyses evidence capability and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ree legal base of the evidence exclusive principle .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exclusive evidence rul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law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law .The fourth part tells us how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exclusive rule of civil evidence in our country .
Key words: Evidence's Rule ; Evidence Capability; Evidence's Exclusive Rule .
一、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
什么是证据规则？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何在？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在其《证据法比较研究》的序言中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惟在法治社会之定纷止争，首以证据为正义之基础，既需寻求事实，又需顾及法律上其他政策，认定事实，每为适用法律之前提。因而产生各种证据法则，遂为认事用法之所本。”简言之，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主要是对证据加以认定的准则，主要确定某项证据资料是否有证据能力。证据的主要功能是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规则的作用是判断某项证据资料是否为适格的证据，但是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存在两个前提：第一，该证据具有证明能力或者说该证据不受证据规则排除。第二，该证据具有证据价值或者说证明力。其实，证据能力与证据排除规则唇齿相依，一体两面，一项证据材料要具有证据资格，必须具有证据能力，而一项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则必须不受证据排除规则禁止。证据能力是证据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考察各国立法，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一般都采用消极的确认方法，即从证据资料排除规则的角度，将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排除，使之丧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资格，对其证明力不予以考虑。
证据能力亦称证据资格或证据适格，是指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可用作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或资格。就证据的容许性而言，就是可被容许或采纳为诉讼证据的资格。凡属可受容许的证据，都称为适格的证据。 对何种证据资料具有证据资格从正面规定的就是证据能力问题，对何种证据资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从反面规定的就是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纵观两大法系，由于受诉讼模式和审判制度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对证据能力的规定较少，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决定某一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但是，英美法系国家则不遗余力的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即哪些证据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规则等。
证据排除规则本是英美证据法上涉及证据可采性的一项重要规则。即它是对某种证据本应加以使用，但基于种种考虑而加以排除的一种证据规则。典型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该证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靠非法手段收集的，基于更大的利益价值衡量（如保护人权、公共政策等）应该加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乎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受，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证据排除规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证据排除规则一般是指与证据可采性的相反之称谓。即凡为防止不可信的证人与错误引导的证言（unreliable persons and misleading testimony )，或者基于其他原因（如人权保护或其他政策），不得予以采纳的证据，就其本来原有关联，可以使用为证据的，加以排除，因而称为排除法则。而狭义上的排除规则可指在与其相并列而命名的其他规则时所含有的意义。
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有三个问题必须回答：第一，证据能力包含哪些内容，即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第二，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如何？第三，证据能力的效力如何？即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
证据能力的内容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证据三性说，认为不具备证据三性的证据资料是不能成为最终定案依据的，因此三大属性皆是证据能力的内容，缺一不可。 第二种观点是证据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主要解决的是证据来源和证据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借鉴了大陆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立法和理论，将关联性排除在证据能力之外。 第三种观点则是关联性和合法性说，认为证据能力应当是包含了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以及证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种观点一般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关于证据能力的学说。
笔者认为，一项证据资料有证据能力，必须满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官不予采用，应该排除。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必有三项属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第一，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也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本身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捏造的。法院正是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证据，才能够切实的把握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作出正确的裁决。反之，如果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虚假的，裁判就会出现错误。因此，民事诉讼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性是它的本质属性。第二，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也就是相关性即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表现为直接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间接的联系；可以表现为肯定的联系，也可以表现为否定的联系。只要同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联系，都符合关联性的要求。因此，判断有无关联性的标准应当是：由于证据的存在，使得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虚假变得更为清晰，从而有助于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第三，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不为法律所禁止，即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和提供，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合法性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和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材料转化为诉讼证据必须经过法律规定的质证程序，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证据的证明力先于证据能力，缺乏证明力，证据能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不具备证据能力也就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事实裁判者的面前，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限制。此外，还有学者持折中的观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互为前提，辨证地统一在证据之中。笔者认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在区别上，证据能力为可以采纳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明力系指证据资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证据必须先有证据能力，即须先为适格的证据，或具可采信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的问题。前者系有无问题，后者系大小、强弱之程度问题。无证据能力则根本不予容许为证据。无证据能力则事实审理者不予采信。所谓自由心证，或自由判断，亦即自由评估，系专就证明力而言。对于无证明力的证据，则无自由判决的余地。因此可以说，所谓证据能力，是从形式方面来观察其资格；证明力，是以实质方面来考察其价值。 关于两者的联系，笔者认为，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前提和基础，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才有证明力可言，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证据能力上均具有适格性。
关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联系，李学灯先生认为有三个根据：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虽有截然不同的涵义，但两者之间不能不说没有紧密的关系。如前所述，第一，证据可采信的各种规则，除因其他外部的政策而发生意外，寻其渊源，有很多是基于防止不可信的危险。换言之，即原由证明力的问题而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第二，由证明力转化为证据能力的限制，各国法例有广义与狭义的不同。对此我们极少受规则限制而动辄借口所谓自由心证，对于各种严谨的规则，仍有从事研究的必要。由此才能促其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而有助于对证据的正确评定，亦即可获得心证正确的标准；由此可真正获得心证的理由，证明在判决之中。第三，对证明力的判断，通常所谓不能违背经验规则及伦理规则，这是为求得基于客观的标准而言。因此，如对于所提证据的立证价值，在表面上显已有违经验规则时，自不得予以容许，而视与待证的事实，失其可容许为证据的能力。
关于一项证据受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后，由于其不具有证据能力，其直接的法律后果是该证据不能向法庭提出，法官也没必要对该证据组织质证认证，也就是法官可以根本不考虑该证据。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明确规定证据排除后的法律后果，这样，双方当事人才能更好的完成举证，也才能更好提供适格的证据，从而减少证据收集的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更快的解决纠纷。
二、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
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热衷于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哪些证据应该排除，不具可采性，具有浓厚的制定法色彩，与英美法系以判例为主的传统有异，其是英美证据法上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第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制度密切相关，案件的审判分两步进行，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之间分工明确。基于对陪审团的不信任，以及证据未具有某种程度之价值；或其证据虽具有相当价值，而有过分的偏见，不正当之意外，或混淆争点等危险者，法律明确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如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和特免权规则等。第二，英美法系国家不遗余力的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证据可采性标准，还与其诉讼模式有关—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据资料的范围，由当事人视其是否必要而定，且为确保被告行使防御权，运用证据可采性理论进行限制，致求证范围缩小，证据可采性的范围也随之缩小，这就使得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重心偏向证据能力，惟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作为自由心证之资料。采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为利于当事人进行诉讼，限制其辩论的范围及方法，并寻求其合法的证据，其判断证据能力的错误性较小，对个人利益保护比较周全，这符合英美国家强调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保护，同时也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总之，英美法系国家为防止陪审团先入为主，或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或误用推理的经验法则，或迷于被告的社会地位或经验，导致偏见或专断或涉及感情之弊害，由立法就可作为证据的范围加以限制，设立严格的证据采纳规则，可谓用心良苦。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证据排除规则并不青睐，一般具有关联性、真实性的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立法并无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而由法官根据自由心证作出裁判。大陆法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不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排除规则，英美法上的排除规则，法律先设定排除证据资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明能力的前提下，对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大陆法系缺乏英美证据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排除规则。究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法官审判案件时，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处理由同一法官作出，而基于职业法官的高素质和法学理论知识，以及调查证据的严格程序规定没有必要对证据能力的规定加以明确的排除，而仅依自由心证裁判即可。第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从立法上期待法官适当地进行证据调查收集，并对事实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因而对于何种证据资料可以接收为证据，没有像英美证据法那样规定详尽的证据排除规则。证据是否真实可信，与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均由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判断。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对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然而，由法官毫无标准和限制的任意自由评判，难免会影响心证的正确性。故在诉讼程序中设立了直接审理主义原则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以限制法官依自由心证原则认定事实的基础资料，从而就相应地排除了不能作为裁判基础的证据资料。因此，可以认为，直接审理主义和言词辩论主义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
概而言之，两大法系基于审判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同，对证据能力的规定也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可采性的概念，大陆法系主要是证据能力的概念。那么证据能力与可采性两者关系如何呢？一般而言，两者都是指何者可以容许为证据之资格，范围基本一致。证据的可采性一般包括两个前提——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而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但是两者的范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凡无证据能力，便无法受容许为证据的资格；虽有证据能力，有时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已有充分的证据、立证价值甚微或已无必要时，也不得予以容许或采纳为诉讼上的证据。一般而言，证据的能力问题或者可采性问题从证据排除规则的角度而言，更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两大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也在缓慢靠拢，它们之间的真空地带并非是不可进入的盲区，世界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青睐就是最好的例证。尽管各国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的一些共同的法理基础还是存在的，如保护人权、发现真实、维护正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效率、维护司法的纯洁性和裁判的权威性等。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价值取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模式、政治经济制度、社会道德意识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必然要在证据制度上得到反映。基于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构建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笔者认为，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法理价值：
（一）发现真实
发现真实是裁判的基础，只有发现了真实，法院作出的判决才有可靠的基础，才是正确的判决，判决的权威也是因判决的正确性而确立。因此，法官尽一切可能发现案件真实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体现了这个道理。怎样设计证据规则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排除哪些证据才能更好的发现真实呢？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官才能作出正确的裁判，为什么要规定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才有可采性也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诠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法官必须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必须以亲自感知的事实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法官必须亲自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除此以外，法律还赋予了当事人对证据异议的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英美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明确规定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规则。如品格证据规则，一个人品格的好坏怎么能证明他所作的陈述为真或假？如传闻证据规则，其不可靠性更甚，采用这样的证据危险性更大，还有可能混淆争点，导致错误。因此，排除那些不可靠的、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方法更有利于发现真实。台湾学者李学灯先生指出，必须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方可容许，即任何证据制度必须求其具有合于理性的目的，提出作为证据的任何事实或者证据资料，必须基于合理的标准，以便于采信。为了达到合于理性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事实审理者的偏见或情绪的影响，就应当排除各种不合理的证据方法。如在英国，直到1819年才通过立法禁止决斗审判以及水审或火审等迷信方法；1833年正式废除宣誓免责制度。过去往往认为有立证价值，但随着科学的进步，其立证价值被彻底否定，到19世纪中叶，这种方法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对“真实”的理解是客观真实呢，还是法律真实呢？不言而喻，发现真实就是要尽量的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这种真实当然是一种客观真实，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法官才能正确的作出裁判。但是，在案件审理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现客观真实是个未知数，把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的终极目标是可以的。但是法官在审理中只能根据案件材料认定的事实来评判，只能是一种法律真实，这种法律真实只能无限接近真实，但绝不等于真实。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也应该建立在法律真实的基础上，因为要求按客观真实来作出判决是强人所难，法律不能要求法官做不到的事情，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客观真实，是很难认定的。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进行对照比较。另外，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还要受到认识能力的制约，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受举证时限的制约，受效率的影响等。因此确立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排除那些对发现真实没有作用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真实。
（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作为一个人必需的基本的权利，现代社会确立人权原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普通法系里，取得证据的方法对证据的容许性没有影响，有这样一句谚语：“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即便是偷的，也将被容许为证据。” 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因受到法兰西革命保护人权的思想的影响，对被告人自白这一证据极为怀疑，同时也非常受重视，于是便产生任意性自白法则，即被告的自白必须出于任意的主观自愿，否则不能作为证据。 英美证据法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排除法则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则，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美国大法官鲍威尔指出：“虽然不涉及政府对人身、住宅、信函和财产的独立侵害，但却涉及在大陪审团询问中常见的对个人隐私权的剥夺。” 现在几乎各国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什么要排除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其除了基于立证价值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对人权的保护。
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不合理的搜查与逮捕、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除非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具备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以1914年对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宣判为发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领域，现在已经延伸到民事领域，其考虑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根据意大利有关法律的规定，非法获得的书证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从非法被拘留人那里获得的材料或陈述在诉讼上不能采纳为证据。
禁止刑讯逼供，禁止以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等规定，体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也符合加强对人权保护的法理。当今世界，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几乎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愿，也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保护人权，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法律，只有从法律上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同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裁，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权。
（三）维护其他社会利益
凡是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均得予以容许，但对于通常可能具有合理立证价值的事实或证据资料，由于考虑到对其他利益、权利的保护，或者基于其他政策与理由等因素，将排除其作为诉讼证据。 与争议事实有关联的证据，原则上都是可以采纳的，但是，基于公共政策或证明政策的考虑，证据尽管有关联性仍能予以排除。一般来说，证据的关联性通常会使其对于诉争事实具有盖然性的证明价值，赋予其相应的证据能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某些证据的分量很小，证明价值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某些证据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容易导致推测、虚构或者浪费时间；某些证据会产生多个争执点，容易混淆主要争点，造成事实审理者重心的偏离；某些证据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凭感情冲动作出不恰当的决定；某些种类的证据在类型化上不可靠或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审理者带来错误的危险，等等。上述证据自身所包含的诸多风险，可能超过了它们的证明价值，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据的需要与采纳这些证据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比较、权衡，确定孰轻孰重。此外，一些外在因素，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等也影响有关联性证据的采纳。比如，基于效率的考虑而排除某些分量极小的证据，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排除某些书证。其结果是在法律上规定某些有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排除了法官在这些证据取舍上的自由裁量。 如美国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之排除。公共利益远远高于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如果有关联性的政府信息被披露将损害公共利益时，应予以排除，此即所谓的政府特免权。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比如损害国家安全、防卫或者危害国家关系的信息、文件或机密以及警察局的信息、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秘密，均属于以公共政策为依据应排除的证据。 发现真实固然有利于实现公正，维护社会利益，但在有些情况下，发现真实的方法会与通过诉讼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相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放弃手段而追求目的。许多大陆法国家都规定，证人与当事人有亲属、同居、监护、雇佣关系的有权拒绝作证。关于其立法理由，正如日本学者松冈义正所言：“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者为原告、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间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弊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
三、两大法系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一）英美法系对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
1、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是英美法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Hearsay Rule ）,也称排除传闻法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 ），含义为：其他人而不是在诉讼中作证的人所宣称的事实一般不得采纳为证明证人主张的任何事实的证据。 应当说，规定传闻规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一般认为，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传闻不得采纳：第一，传闻证据不是最佳证据，如果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就是鼓励用不充分的证据代替强有力的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容易编造；第三，转述中存在出现错误的危险；第四，无法看到证人提供证据时的表情和下意识行为；第五，传闻未经宣誓；第六，无法进行交叉询问；第七，被告人当面对质的权利无法行使。但是从常识来看，许多陈述虽属于传闻，但仍可能具有可靠的外围保障和内在优越性，属于相当有用的证据。为此，美国普通法发展而来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制定排除传闻的总规则，另一方面在能提供真实性保障的条件下规定许多例外。按照《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如果一传闻符合以下情况，而且陈述者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则对该传闻不得适用传闻规则予以排除：（1）先前的证言；（2）认为死之临近时的陈述；（3）违反利益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陈述；（5）其他例外；（6）因不法行为而丧失。 据此，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证据可靠性、风险性以及鼓励当事人提供最佳证据同时尽量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2、品格证据规则 (character evidence )
根据普通法的传统，原则上不得以某人的品格如何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在特定场合之下从事与其品格相一致的行为，即一个人的品格是否善良或邪劣，对于证明某一系争事实中是否他可能或不可能从事某一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予以排除。“品格”（Character）一词在证据法条上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某人在其所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声名；第二，它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它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 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通常将品格证据作为一种排除规则的内容加以规定，例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a）规定：“有关某人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对此，有美国学者认为，一般而言，该条继受了普通法排出采用品格证据的传统。一般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对品格证据的排除，是着重防止这种证据本身可能带来误导、混淆主题、耗费时间的消极影响，虽然该种证据本身并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证据价值，但是就其采纳上的利弊权衡来看，其弊端远远大于其益处。并且，这种证明方式主要是涉及有关证人的名声、经历以及为人处世的习惯，与证明该人是否会倾向于从事某种行为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只是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推测，并无确切的证明前提。但是，在规定排除品格证据的同时，一般各国通常还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比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404条规定：关于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以及证人的品格在特定情形下可作为例外。如就被告品格而言，由被告人提供的证明其有关品格特征的证据，或者由起诉方提供反驳被告人品格的证据。 据此，排除品格证据主要考虑的是不具有关联性。
3、意见证据规则
关于意见证据的一般规则是：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领域中，证人只能叙述所观察到的事实，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评价事实和作出推断是法官或者陪审团的事，因此意见证据一般是不可采纳的。意见证述不被认为有证据能力，其法理上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侵害法官的机能。基于事实而产生的推测与意见的判断作用，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此项认定的作用，应由法官担负。证人是依证言而提供可为法官认定资料的客观事实，仅具有提供机能。而作为认定职能，这不属于证人证言机能的范畴。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作为供述的内容，这便超越了证人本来的机能，进而兼具法官的机能，这无异于允许证人代行法官的职能。其二，有可能使立证产生混乱进而发生偏见之虞。意见并非为证人所体验，因此，证人的意见与推测在证据上并无用途，且具有对事实进行公正认定的消极影响。如允许证人提供意见，不仅使其证述的客观事实中混入与提供证据资料上毫无关系的内容，并且造成立证上的混乱，产生提供偏见或预测资料的危险，难免对发现事实真相产生阻碍作用。 美国联邦证据法第701条规定：“如果证人不属于专家，则他以意见或推理形式作出证言仅限于以下情况：（a）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和（b）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言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加拿大证据法第67条规定，如果证人不是作为专家来出庭主张，除非是基于他所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或有助于证人清晰地陈述，或者有助于事实审理者确定争执点，否则，不得发表任何意见或进行推断。
4、最佳证据规则
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久而久之，这一规则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失去了其基本规则的原旨意义，其适用范围现已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有关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直接证据的情形时，应当排除环境证据的提出。但是，英美法近年来的审判实践在认定书证证据力上，对是否一定要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出现了许多例外情形，以致于使传统意义上的最佳证据规则失去了其本质特征。美国证据法第1004条明确规定了不要求书证原件，有关书证的其他证据也可以予以采纳的几种情形：（1）所有原件均已遗失或毁坏，但提供人处于不良动机遗失或毁坏的除外；（2）原件不能通过适当的司法程序或行为获得；（3）原件处于该证据资料的出示对其不利的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下，已通过送达原告起诉状或其他方式告知该当事人，在听证时该材料的内容属于证明对象，但该当事人在听证时不提供原件；（4）有关书证内容与主要争议无紧密关联。 最佳证据规则要求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最好是原件，否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采纳。
5、证据特免权规则
